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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題材郵票的歷史事件─以被列入世遺並曾發行郵票的佛教遺跡為主
本文旨在引用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並有發行郵票的佛教遺跡為例,探討郵票作為圖像記憶媒介的角色和影響。隨著郵政系統的發展和全球郵票的廣泛使用,郵票不僅僅是一種郵寄工具,更成為記錄社會、政治、文化和藝術事件的視窗。本研究旨在通過文獻綜述和實證研究,探討郵票作為圖像記憶媒介的特徵、功能和意義。本文考察了佛教題材的郵票中的歷史事件,以及它與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關係。通過對佛郵圖像進行分析和解讀,我們發現郵票圖像中所呈現的歷史事件、人物紀念或項目的展現,反映出特定時代的歴史和文化特徵,從中激發個人和集體的記憶,深深地嵌入了社會的集體記憶之中。本研究為理解圖像記憶、郵票歴史和文化傳播提供新的視角和啟示,並為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基礎和參考。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略論《玉琳國師》中的佛教故事——兼談人間佛教思想
《玉琳國師》是星雲大師創作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小說。這部作品根據清代玉林通琇國師(1614-1675)的生平行誼而創作,敘述玉琳傳奇的人生故事。該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五○年代人間佛教弘法開拓時期,與星雲大師的散文、詩詞、議論文等其他創作一樣,對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闡釋與傳播有重要的意義。由於小說這一文體的特殊性,《玉琳國師》在星雲大師諸多創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但目前這一作品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相關研究較為冷清。
佛教文獻對中國佛教文學的影響
佛教傳播深遠廣大,佛書卷帙浩繁,單是漢文大藏經就有數十種之多;加上藏文、日文及南傳巴利文語系的各種三藏十二部,已足可構成一個佛教圖書館的基本規模。這些佛教典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獻群,成為人類歷史的珍貴遺產。
人間佛教的悲智結晶——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回歸佛陀本懷
人間佛教智慧寶典傳播中華文化——《星雲大師全集》簡體中文出版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其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他是一位穿梭於恆河流域的苦行僧,透過教化,吸引了 大批追隨者。其所屬時期,同時也是恆河流域歷史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此處有一大片「雨林」覆蓋,其中一隅的三角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恆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是印度次大陸「第二次城市化」的聚落代表區,根據考古遺蹟顯示,印度地區的「第一次城市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發生於印度河沿岸;「第二次城市化」則於公元前六世紀達到鼎盛期,城鎮遍布恆河盆地。人口中心區域之間的活躍貿易,奠定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基礎。
從《人間福報》探討人間佛教之平面弘法傳播
2015年10月,台灣警方破獲了一件震驚兩岸三地的擄人勒贖案,香港富商黃某在台遭綁架後,嫌犯曾用電子郵件聯繫家屬要求贖金,郵件附有一段影片,畫面是拍攝黃某坐著看10 月22 日的《人間福報》,向妻女證實他仍活著。警方連月尋線追查,黃某順利獲救。巧合的是,鏡頭拍攝黃某讀報畫面,正對著《人間福報》創辦人星雲大師所撰〈慈悲〉一文。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文字與般若——《往事百語》的文情與道情
台灣的佛教發展盛極一時,當中不乏佛教文學之創作,其中頗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星雲大師的佛教文學創作。大師雖然畢生以弘法利生為職志,然亦十分關注文字、文學與文化對佛教傳播的影響力,因此畢生致力於文字般若的創作以及佛教文化的弘傳。在《往事百語》一書中,即充分透露星雲大師的佛教文學觀、文字創作的因緣,以及對文學與道業的動人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