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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以人間佛教弘化為中心的社會交往——以1991年《星雲日記》所記為主
星雲大師有寫日記的習慣,「我從童年開始,就喜歡寫日記」。初到台灣的前幾年,大師曾經寫了20 多本約2 百多萬字的日記。但可惜的是「後來自己翻閱時,發覺日記中盡是寫些人我是非、他人得失,寫到自己也是一副憤世嫉俗的醜陋面目。因此,在1952 年的元旦,我重新在一本日記簿上寫道:『我,是自私的;我,是醜陋的;自讚毀他,妄自議論,實在是人類的劣根性。』寫完,我就將二十多本日記付之一炬了。」但自1989 年開始,星雲大師再次開始寫作日記,為今天研究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發展歷程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星雲日記》中既有對佛法的感悟與開示,也有每天弘法利生的行程,在大量與芸芸眾生的交往中,實現人間佛教弘化的目的。本文主要從社會人際交往與傳播的角度,以1991 年《星雲日記》為例,討論人間佛教的弘化與發展。
The Localization of Music during the Late Stages of Buddhism’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A Comparison of the Japanese and Dai Buddhist Music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common elements and similar phenomena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in the Buddhism of the Dai people of China and in Japa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late stages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round the world. Then, using these clues, the relevant documentary materials available in Chinese are used to further describe the early localization of music in Japan. Finally,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field surveys and relevant documentary dat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two schools of Buddhist music is mad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status and respective conditions within the opposed cour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in relation to being either a transmitter or receiver of musical ideas.
The Spread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oday, we are discussing the spread of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I want to put it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how Buddhism has spread over the centuries. Buddhist sources of history recount the first spread of Buddhism outside of India to Sri Lanka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founder, sometime in the 5th century BCE. By the 13th century of the Common Era, the religion could be found in a wide area of southeast Eurasia in what I have termed “The Great Circle of Buddhism.”
主題演說之一: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
我今年八十七歲,七十五年前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和尚,六十四年前來到台灣,四十六年前開始建設佛光山。對於傳統的佛教,我常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比方說,佛法講「四姓出家,同為釋氏」,過去印度的佛教倡導「四姓平等」,這是佛陀的思想,但是後來在各地傳播的佛教,卻全都違反了佛陀平等的胸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男女不平等;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比丘尼、優婆夷在佛門裡仍幾乎沒有什麼地位。不過在我看來,在所有出錢做功德,把寺廟建設起來的人當中,以優婆夷最發心,尤其很多優秀的比丘尼更是為佛門做出種種貢獻。而這許多人事在佛教史上卻很少記載。如今,這一種不平等的觀念還在繼續,仍有人極力以佛教的「八敬法」來維護佛教比丘、男眾的權力與地位。
主題演說之一:人很重要
實在說,你們都是高人,我只有拜讀你們大作的份,不敢和各位講說些什麼。不過,剛才聽到程恭讓教授介紹,現場有來自那麼多地方、那麼多學校的名師學者,我覺得我是應該對本次會議盡一份心,對「人間佛教理論實踐」表達一點意見。 我想,不用說的,佛教是以佛為中心;佛是人,不是神。我們非常慶幸,佛教的教主是人,不是神,他不會呼風喚雨、不會撒豆成兵,也沒有什麼奇異招術,他在世間上傳教的時候,只想傳播真理。
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星雲大師與中國佛教國際化
肇始於近代的中國佛教國際化歷程中,星雲大師對佛教在西方世界傳播貢獻卓著。本文總結了星雲大師佛教國際化歷程及成就,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即:一、創建國際性的佛教組織;二、在西方國家建立弘法道場;三、創辦現代化的教育機構;四、培養國際性的弘法人才;五、佛教經典的整理和翻譯;六、宗教對話及文化交流。星雲大師宣導的「人間佛教」理念是貫穿於其佛教國際化實踐的內在核心主線。本文探討星雲大師為代表的佛教國際化的意義。
佛教海上南傳中國之探討
佛教傳入中華大地的時間、路線一直是學界探討的話題,古史也有許多不盡相同的記載。可是從海上傳入中國的論點沒有得到重視,過去我們的研究也過於重視標誌性事件的探討。翻開史書,漢代中原與交州地區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繫,也隨交通的發達日漸頻繁;對外聯絡的加強,海上道路的打通,開闢了中國南方與印度乃至羅馬的海航線;外來僧人以及華籍信眾在南方的影響,使佛教從海上入中國成為可能。
近代上海居士組織的佛教文化之傳播
近代以來,上海居士群體處於複雜的時代與環境下,為尋求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與生存,對佛教文化的傳播模式進行了多元化的有益探索,具體舉措包括創辦報刊雜誌、無線電台等媒體機構,開設公益性佛教圖書館,乃至結合素食文化以推廣佛教文化等,試圖為現代社會提供佛化生活的系統解決方案。這些探索與創新不但促進了傳統佛教的現代轉型,同時為人間佛教的理論系統提供了有力詮釋和例證,以及切實可循的參照對象與實現路徑。
「全媒體」時代下佛光山人間佛教傳播實踐研究
「全媒體」指媒介信息傳播採文字、聲音、影像、動、網頁等多種媒體表現手法(多媒),利用廣播、電視、像、電影、出版、報紙、雜誌、網站等不同媒介形態(業務融合),通過融合的電網路、電信網路以及互聯網路進行傳播(三融合),最終實現用戶以電視、電腦、手機等多種終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三屏合一),實現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終端獲得任何想要的信息。 現代宗教的發展,在現實社會變革的衝擊下,応該作為社會的「第三部門」,通過大眾傳媒的作用,發揮其應有的社會穩定控制、文化傳承和整合、個人、群體身分認同的功能。全媒體時代下的大眾傳播方式,不僅沒有同當代宗教形成對抗或摩擦,而是應該更加緊密地合作與共存。本論文在翻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總結梳理了佛光山弘法布教的路徑方式,從佛光山人間佛教傳播實踐的「全媒體」形態入手,概括出六大方面,即紙質媒體形態傳播、數字媒體形態傳播、實體建築參觀傳播、直觀體驗感受傳播、菩提種子建設傳播、佛事活動儀式傳播,並對這六大方面的具體傳播內容和途徑進行了細緻論述,強調了現代社會傳播對弘揚佛法的重要意義。
民俗學視角下的觀察:人間佛教的民間向度——以星雲大師對佛教民俗化的回應為中心
星雲大師是當代人間佛教的重要實踐者,他依據「佛教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思想核心,將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普示於社會,並推動當代佛教的現代化人間化際化發展。同時,星雲大師對佛教民俗化的態度,是研究中國佛教發展史、中國思想文化變遷史的一個極有意義的切入點,他曾在多部著作中闡釋過自己對於佛教民俗化的觀點,這可以看作他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體系的一個重要維度。 本文首先從宏觀角度分析佛教中國化進程中佛教與民俗的關係,繼而在漢傳佛教史傳播的背景下,以太虚大師和星雲大師對待佛教民俗化的不同視角和態度為切入點,分別從歴史層面、觀念層面和實踐層面進行對比分析和隔空對話;其次考察星雲大師對佛教民俗化的態度及具體質踐,將之放置在佛教民俗化,乃至佛教中國化的歴史語境中,發揮民俗學注重田野調查的學科優勢,在對佛光山萬壽園、佛化婚禮、佛教護法神、盂蘭盆會等方面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捜集活態資料,挖掘口承敘事,獲取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運用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研究中,同時以多學科、多領域交叉的研究方法進行理性分析與理論概括:第三,以理論結合實踐、論證結合案例的形式,逐層推進,探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民間向度及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