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新般若學」視域中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程恭讓教授的大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不但系統地呈現了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發展階段、精神特質、核心理念及實踐指向，而且深入地探討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之佛理基礎。在程恭讓看來，星雲大師成功地開展「人間佛教」，主要在於「善巧方便」及「般若智慧」，所以他強調星雲大師是「深具善巧方便智的現代人間佛教導師」，「星雲大師在現代人間佛教諸行者中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地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所以在現代人間佛教的思想脈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們認為，根本的理由是：星雲大師是第一個成功地運用其嫺熟的善巧方便智德，非常系統而深刻地揭明人間佛教的教體、教用以及教相。從『體』、『相』、『用』三個層面來施設和建構人間佛教的教理系統，人間佛教教法的思想理論系統才得以落實、得以圓滿，得以成就。……在這個意義上，星雲大師不僅是二十世紀下半期迄今以來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宣導者，也是真正能夠圓成現代人間佛教教法思想理論系統建設的一位導師，因而我們說他是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創立者」。
略論《玉琳國師》中的佛教故事——兼談人間佛教思想
《玉琳國師》是星雲大師創作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小說。這部作品根據清代玉林通琇國師（1614-1675）的生平行誼而創作，敘述玉琳傳奇的人生故事。該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五○年代人間佛教弘法開拓時期，與星雲大師的散文、詩詞、議論文等其他創作一樣，對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闡釋與傳播有重要的意義。由於小說這一文體的特殊性，《玉琳國師》在星雲大師諸多創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但目前這一作品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相關研究較為冷清。
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
北魏首都在洛陽期間（495-534），佛誕節的慶典，即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隆重程度。對統治者及漢人而言，雖然佛教不是本土文化，但是農曆四月八日的佛誕節慶典已經很流行，舉城參與。本文針對此公開慶典中使用車輦載佛像遊行的特殊現象，將其傳統回溯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及其文獻，試圖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功因素。尤其是因為這些因素關係到宗教慶典的功能性角色，以及教義是如何讓宗教受歡迎並持續發展的問題。以佛誕節作為相關的案例研究，是因為1,500多年後，在柬埔寨、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等地，佛誕節依然被訂為國定假日來慶祝。
菩薩行的現代轉型——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為中心的探討
太虛大師宣導「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是近代中國佛教界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人間佛教」理念已經成為兩岸佛教界的共識。近三十年來，學術界對「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探討「人間佛教」發展的歷史經驗，闡釋「人間佛教」理念的內涵、深化「人間佛教」體系構建等方面，都取得了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人間佛教」思潮的產生與發展，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背景，即中國社會逐漸走向現代化的背景。如果從這個角度對「人間佛教」進行考察，可以認為，近代以來「人間佛教」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一個中國佛教逐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我是佛——與星雲大師交往中的感悟
人間佛教生死學的實踐—以「葬式」為中心
「葬式」是「喪葬儀式」的簡稱，在佛門相當於「佛事」的概念。歷史上，「經懺佛事」的普及化也是佛教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化是人間佛教最典型的特點之一。有人將近世佛教墮落的原因歸於經懺佛事的氾濫，是對因果的顛倒。在人間佛教運動早期，經懺佛事的改革遭遇了冷遇，直到星雲大師帶領佛光山對經懺佛事進行了一系列從觀念到制度的改革，才產生了許多相當喜人的成果。佛光山菩薩教團是這些成果的重要保障，寺院在喪葬服務方面尤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認識到人間佛教人間性和超人間性的關係是認識人間佛教與生死學關係的關鍵。
佛光山人間佛教理論書寫中的概念隱喻—以《佛法真義》為例
隱喻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人類理解與表現抽象概念的重要媒介。論文基於《佛法真義》內容，採用 Lakoff ＆ Johnson 的概念隱喻理論框架，結合實例對人間佛教理論書寫中的概念隱喻進行實證性的考察，最终得出《佛法真義》書寫中結構隱喻的特性，即實踐性、人文性、社會性與現代性。
華嚴宗「人學」思想解讀 ——以宗密《華嚴原人論》為中心
華嚴原人論》是華嚴五祖宗密大師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僅是開啟三教融合思想的典範，而且也是華嚴「人學」思想的綱領性文獻。站在佛教的立場，他對儒、道以及佛教內部的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的「人學」思想進行清理與會通，最終都融攝在「一乘顯性教」的教義之下。宗密的《華嚴原人論》並非只是簡單地對華嚴教義進行理論闡發，更多融入了他對人生本原的認識和體驗以及安身立命之道的追索。《華嚴原人論》，是宗密整合儒、道、釋「人學」思想的創新之作，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式著作。它不僅是華嚴宗的入門之作，亦是深化認識中國傳統「人學」思想的重要理論藍本。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從二十世紀二○年代起，梁啟超、呂澂、聶耦庚、邱晞明、印順法師等一批中國學者，陸續開始了對漢譯《阿含經》的整理、研究。他們的成果一定程度糾正了傳統上對《阿含經》是小乘經的認識，促進了對《阿含經》的重新重視。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認識儘管相對傳統，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