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 圓桌論壇登場
,以及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會長鄺美雲為嘉賓。來自中國、台灣、韓國、泰國、澳洲、澳門及香港18位專家學者及宗教人士,就相關論題展開對話交流。 首日論壇從「就『生命書寫』和『家國關懷』的兩個角度,探討過去高僧大德自傳內的思想學說,從而獲得啓發。」。陳劍鍠教授感謝梁元生院長大力支持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的教務工作,以及永富法師和鄺美雲會長的護持,令中心的運作得以順暢。陳教授指出,《貧僧有話要說》是人間佛教生命體驗的最佳例證,印行數百萬冊,影響深遠。星雲大師以筆名「趙無任」撰寫《慈悲思路‧兩岸出路》,關注內地與台灣兩岸相關的事物,也很值得觀察分析。 梁元生於80年代在美國教書時,已收看當地華人電視台播放星雲大.....
首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於宜興大覺寺舉行
自己的身口意,人人都能獲得自由;3)老病死生:有別於以往的消極看法,死是一個起點,就如房子壞了,要換新的,死了還會有生,生就會有未來、有希望,所以不必害怕死的到來;4)人人平等:佛光會的檀講師制度,讓僧信平等,共同荷擔弘法的大業;夫妻來到寺院掛單,不要強迫他們分開住宿,因為只要是合法的家庭生活,都是佛陀所允許的;人間佛教不是個人的,而是佛祖的,是大家的,希望大家對於未來的人間要有希望。5)四大皆有,空,才能建設有,不空就沒有,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如茶杯有空間,可以倒水;房子有空間,才能建立講座。6)幸福信仰:佛教是脫苦、救苦的,是追求幸福安樂的宗教。 此外,與會學者並就人間佛教各個面向,請.....
大力推動現代人間佛教的僧團建設
自利利他 僧伽的雙重責任
中國佛教經歷隋唐時期的輝煌,漸趨頹勢,降至清末,烽火不斷,民不聊生,不少出家人不得不以「超度亡靈」的法事活動為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呷教的和尚」,佛教也被人們誤解為「超亡送死」的「死鬼佛教」。太虛大師對此怪異現象有如下評說:「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法不揚,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也。」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典範重塑——從《畫說十大弟子》談佛教生命教育的當代實踐
本文試從佛光文化出版的《畫說十大弟子》改編僧傳著手,探究如何透過改編重塑聖者的當代形象,並以此建構當代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範示。 透過視覺的圖象符號分析,認為此書運用不同媒介系統的結合形塑聖者形象為其改編特色,而運用照片、圖畫等不同媒介系統所再現聖者形象的內涵,一是以佛教照片的事實引用,協助讀者在其自身的文化脈絡下感知符號的意義;二是運用圖畫語彙翻譯並重顯抽象的佛教觀念。而對於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範示,則分從二部分探討。一是在文字與圖象的交互指涉中,探究生命意義空缺如何由讀者填補,並在填補中開展自身生命的意義。另外,則從讀者接受及詮釋的理解中,探究適應讀者接受而建構的生命教育範示,其內涵有三:一是慧命承襲的共同典範。二是教育的學習模範。三是建構學佛者的聖者典型。
元代佛經譯僧沙囉巴
唐代僧籍管理制度
為當代佛教的佛理詮釋困境探尋出路
從二○○○年《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二○一一年《合掌人生》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二○一三年《百年佛緣》行佛篇中的〈佛法新解—讓真理還原〉,二○一五年《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到二○一七年的《佛法真義》,均可視為大師晚年階段系列發表佛法「新解」之成熟作品的共同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