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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施設與諸法實相——智顗與三論師假名觀的差異
「假名」是大乘佛學的基本範疇之一，表明了佛教在世界觀問題上的基本看法。南北朝時期，各種佛學思想先後輸入中國。在當時的中國僧人中間，對於「假名」這個概念， 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理解。天台宗創宗大師智顗（五三八－五九八），與僧詮、法朗（五○八－五八一）、吉藏（五四九－六二三）等三論師，在使用「假名」時雖有共通之處，但彼此的分歧相當明顯。 在智顗那裡，假名具有自身獨立的理論意義，被用來表示作為宇宙人生總體的「假法」，從而使中國佛教更加關切現實人生。三論師則過多地強調「名言施設」這種方法，忽略了假名在實際生活裡的意義。為了行文的方便，在具體分析三論師和智顗的假名觀以前，本文首先扼要地梳理假名在印度佛教中的思想發展。
世視「三性論」之研究
《三性論》是考察「三種存在形態」 (三性) 的唯識論，乃以緣起，空將唯識學體系化的實踐論，是綜合阿毘達磨法相哲學與中觀哲學之空的理論最進步的存在論. 三性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本論的特色在將認識分別用「顯現」來統一. 並將三性喻為「幻術」：妄執為真實的相是遍計所執; 形相為依他起; 相之非實在則是圓成實性. 表明世界無論從三性的那一面來說，皆具：有與無的性格，三性看似俱有能所的分別，其實體二而為一. 三性悟入的順序，首先為言說習慣的遍計所執性，繼而悟入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在修道上，若能真知遍計所執性不見能所，則斷除依他起性，同時證得圓成實性.《三性論》認為世界唯識無境，無境故識亦無，如此不見能所，得見法界而得自在。
原始佛教的三大核心價值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對佛教社會思想的新貢獻
本文借助巴利原文、漢譯以及新譯之間的對勘，對《阿含經》等原始佛教經典進行深入的義理辯證及現代詮釋，闡明原始佛教佛陀教法的根本宗旨是要合理解決人類福德生活的問題，體現了為人類探求現法樂、後世樂、究竟樂的辯證統一，即佛教在世界觀問題上介於天道、人道之間而以人道作為中心的價值方向，在人生觀問題上介於現實人生、生前死後之間而以現實人生作為本位的價值方向，以及在社會觀問題上介於個人修持、社會參與之間而高度重視社會參與及社會淨化的價值方向，展現了以佛陀教法思想為基礎的佛教思想文化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價值標準。這也正是當代人間佛教應該繼續宣導和努力的建設目標。而星雲大師在推動人間佛教方面可謂不遺餘力，筆者將通過深度解讀星雲大師晚近論定作品《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突顯此書的價值思想與《雜阿含經》及原始佛教相關價值思想的血脈關聯，因此可視為人間佛教思想理念及其三大基本價值方向的現代版。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近幾十年國際學界有關佛教社會史研究現狀，呈現出宗教社會學、社會史、佛教宗派史交叉融合視域下的「佛教整體」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本文強調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重視「生活」、「主體」、「內在」三種轉向，確定以「僧眾」為「關係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以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寺院空間等為主要內容，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長時段」、「結構性」、「整體性」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一幅「具體的」、「鮮活的」、「有血肉的」中國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
「三好」與個人命運
拙文〈創造人類眾生命運共同體：業報緣起論的觀照〉，論證了共業與別業關係與「惡必有惡報」，本文為其姐妹篇，與「三好」緊密連繫，旨在論證「善有善報」，及其與悲智雙修，改善別業，從而改善個人命運的關聯。社會行為分析把人的行為區分成由本能、習俗習慣、情感、理智驅動四大類，這一分析與業報緣起論相結合，充分揭示了其中除了悲心造善業、智慧成就善果之外，個人的日常行為大多皆是果報難以確定的無記業，又至少失誤了一次人生轉捩窗口，難怪命運多舛。運用智慧去改善個體命運，應在當下緊緊把握少年求學、青年求偶、中年成就事業、老年安詳捨離的窗口期，參與三好的過程也就是站在了善人、善知識及貴人聚集的路口，這些窗口路口看似平平無奇，卻關乎命運轉折，最宜珍惜。命運的「吉」，正是「三好」的好，衍為恰好，即中道智慧體現。「凶」，即「無記」難預知的災、病、禍等，其中由自然力造成之天災憑藉科學技術知識亦能消減，而要消減由人類眾生宿業造成的病、禍，且轉禍為福，只能靠悲智雙運，這就是好命所在。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紀念星雲大師辭世週年，勇敢面對現代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三階段
「三好、四給」：佛教神聖與人間需要—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神聖思想研究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具有宏大神聖性和極具深意的人間性、教育性以及文化性，尤其是星雲大師「三好、四給」的佛教思想，真正將「佛說的」佛法教義回歸到「人要的」世間，圓滿人生的需要。本文基於佛教經典有關「神聖」的論述，整合佛說「三好」與人要的「四給」作為人間佛教神聖性建設的基本研究路徑，在滿足人間生活各種需要的同時呈現人間佛教的神聖性，進而梳理星雲模式人間佛教思想如何聯通個人與社會、社會與佛教、佛教與人間、人間與神聖等關聯，以「四給」的神聖體現，融合「三好」之神聖實踐，最終呈現人間佛教神聖信仰與社會發展相融合的路徑，建立神聖性與人間性的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