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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五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三）
結合當時的年代背景，鈴木大拙給《日本的靈性》一書特意冠上「日本的」字樣，與其說是向讀者傳達日本主義的印象，不如說是包含了對過激的「日本精神」之反抗意味。我們可從他戰後所寫的〈新版序文〉中了解這一點。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佛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依佛、法、僧三寶為核心而形成獨特的信仰、思想、制度的傳統；同時，作為宗教實體，在歷史傳播與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從而在社會、文化領域形成重要的影響與力量。因此，從「佛教整體」出發，根據「佛教」的內涵與外延，佛教研究必須從佛教、佛教與社會、佛教與文化三大層面，進行全方位、立體、綜合的探討。一、從佛教自身來說，典籍、信仰、思想、制度構成四大研究領域；二、從佛教與社會來說，政治、經濟、慈善公益、社會生活成為四大研究領域；三、從佛教與文化來說，佛教文學、藝術、建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佛光山三首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跨文化佛法 ―《法華經》父子三喻英、法譯經
傳統觀點認為，由於典籍的神聖性，宗教經典在翻譯過程中難免會產生某些扭曲。這種被稱為「語言正統派」的立場導致了經典的固化，如《古蘭經》就是一個例子，並使得一個全球性的宗教社群儘管內部存在異質性，卻因共同語言而得以團結。教會普遍接受的一種相對務實的語言立場是，為了傳教的使命，翻譯是必要的而 非邪惡的，因為那些翻譯上帝之言的人是受到祝福的，《聖經》亦然。《聖經》被翻譯成多種俗語版本，證明了它們不僅具有宗教價值，還有永恆的文學價值，如尼科洛．馬勒米（Niccolò Malermi）的義大利文《聖經》（1490）、英文的詹姆斯王（King James）欽定本（1611）和法文的路易．賽恭（Louis Segond）版本（1880）。雖然文言文版的《法華經》是從一種印歐語言翻譯而來，而非直接來自梵文，但它因其流暢的散文、優雅的韻文，尤其是胡適於《白話文學史》稱讚為「世界文學裏最美的寓言」，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國歷史上的幽默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