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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孝道觀——以《阿含經》為主
早期佛教學者如陳觀勝（Kenneth Ch’en）和道端良秀等認為，孝道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後來史太朗（John Strong）利用「通俗的佛教故事」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也很重要，但他聲稱這是「佛教在通俗層面向婆羅門教孝道倫理的妥協」。另一方面，邵朋（Gregory Schopen）主要以印度佛教的碑文和銘文為資料進行研究，也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很重要，但指出，孝道的教導與實踐在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中找不到證明。本文中，我們從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主要是巴利文的五部尼迦耶和中譯的四阿含經中，找出許多與孝道有關的段落和經文，由此證明孝道是早期佛教倫理教導的重要部分。
人間佛教的倫理性與社會意義
人間佛教是繼惠能「六祖革命」以來，中國佛教史上又一次的重大革新。應該說，這次革新奠定了中國佛教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繼太虛大師後，法舫、大醒、慈航、印順法師與趙樸初居士等人，在太虛大師的基礎上，將人間佛教思想作了系統、深入、全面的分析與闡述，是人間佛教思想得以進一步推動與發展。進入二十世紀六○年代，星雲大師更是將人間佛教思想從理論的建構模式之中轉化至社會實踐的過程之中。
人間佛教與道德領導
自有人類群居以來，領導統御便是人群社會中常見的活動，對外侮勢力的攻防、社會秩序的維穩、生活條件的改善、鄉里的互助共生，乃至家族的生存延續，各方面無不需要領導者擔當起帶領與治理眾人的職責，以期邁向整體利益或生活福祉的提升。領導與管理是跨越地域與文化的普遍現象，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內涵，也有受到各地文化差異影響的特殊表現。
人間佛教生死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
本文以佛光山為個案，從生死學視角出發，分析星雲大師針對生死問題的全面開示，研究人間佛教的發展特色。研究發現，人間佛教具有較為特色和系統的生死觀與解脫觀，並已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構建。星雲大師對安樂死、自殺、墮胎和器官捐贈等生命倫理問題都有深入闡發，既彰顯了佛教本具的智慧與慈悲，也顯示出巨大的開放性。在生死學的實踐領域，佛光山積極投身臨終關懷、喪葬服務、災難救助、生死教育的研究和推廣工作，突破了佛教的傳統形式，體現出佛法的行願、實用性和現代性。
佛教的平等觀與人間佛教
佛教中的「平等」包含作為教義的「平等」和作為社會理念的「平等」兩方面的內涵。前者指一切法自性寂靜，無生無滅，超言絕相，畢竟平等；而後者則指菩薩平等地看待一切眾生，平等地救度一切眾生，以及一切眾生在法性或佛性的層面上平等無差別。總之，佛教的「平等」與「差別」都與佛教修行體驗結合在一起，具有特定的含義。它們與社會上存在的諸如貧富差別意義上的「差別」以及消除這些差別而達成的「平等」是不同層次的概念。儘管如此，佛教提倡的男女平等觀念、無情佛性觀念等，對我們思考當代的平等問題和生態倫理問題等皆有啟發。而星雲大師從佛教同體共生的立場對世界和平的論述，是我們思考佛教平等觀的現代意義的典範。
佛光山教團與跨分界倫理對話——廣結善緣
本文以國際佛教運動為研究基礎，對「跨界倫理對話」（ethical conversations across borders ）進行定義，亦即認定多元倫理制度時所發生的倫理審議、評估或論證的行為，並提出其可能發生的條件。第一部分所描述的佛光山教團，發源於台灣，目前已在全球創建別分院，並致力於教團與各界人士往來時的道德修養。透過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所提倡的「廣結善緣」、「給人方便」兩種方法，使其目標能夠順利達成。第二部分概述筆者觀察佛光山後所得到的結論：所有「跨分界倫理對話」都需具備兩種因素：（一）尋求相似點（亦即「善緣」），（二）辨識差異點，以求建立雙方展開對話的基礎。
佛教對「倫理問題」的看法
人不能離群而獨居，因此免不了要與社會人群相處往來。在人與人互動的過程中，有一些理則必須遵守，群我的關係才能和諧，社會的運作才能井然有序；失去這些理則的規範，社會就會脫序，甚至亂象叢生。規範人我關係與社會秩序的力量，有形的要靠「法律」來約束，無形的就必須藉助「倫理」與「道德」來維繫。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倫理的貢獻
星雲大師對於倫理學的議題，有廣泛的涉及，把佛教倫理從傳統推向現代關注，形成系統性的觀點，構成其「人間佛教的新倫理觀」，由此而論，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倫理有著重要的貢獻。
《善生經》的青少年自我管理學
佛教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管哪一個國家、團體，或是任何一個公司、行號，要想經營、發展得好，首要之務，必須有傑出、優秀的管理人才。所以，在當前各種「管理學」興起之際，人才的養成、栽培，尤其是青少年如何自我學習、成長，把自我管理成一個信仰純正、人格健全，無論在思想或行事上，都能懂倫理、守秩序、有愛心，尤其具有責任感，成為一個有著正確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的社會中堅分子，這是每一個國家、社會都不可忽視的育才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