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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以星雲模式為中心的探討
現代化的進程,並不是現代性逐漸膨脹,從而取代傳統性的過程,相反,現代化的進程,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互動的過程,這一互動,一方面要求傳統文化本身的現代化轉型,使傳統文化本身能夠適應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契機,適應現代人的身心需求,而不是進入博物館;另一方面需要傳統文化中的精神性與宗教性的成分引導、規範甚至限制現代性的衝力,使人類自身保持其高、廣、深的整全生命形態,使人類社會更加合理化、更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有所保障,使人類可以與自然環境和諧持續發展。正是在不同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對話與互構中,多元現代性的意義才能夠彰顯出來。
人間佛教的性別平等思想——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為中心的觀察與解讀
在1954年元月10日出版的《人生雜誌》第六卷第一期上,刊載了署名「摩迦」的長篇連載佛陀傳記《釋迦牟尼佛傳》的第一到第七章,「摩迦」是青年時期星雲大師的一個筆名,此後結集出版的《釋迦牟尼佛傳》,不僅是現代漢傳佛教史上一部重要的佛陀傳記,是星雲大師年輕時期收到廣泛社會關注,並給他帶來終生榮譽的一部原創性作品,也是反映其人間佛教思想「初熟」的一部傑出的現代人間佛教經典著作。
佛教與中國音樂
假如從音樂社會學而不是從音樂形態學的角度去觀察中國傳統音樂,假如把音樂視為一種思惟方式、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僅看成是一門技術或某種形式,那麼把中國傳統音樂分成四大類: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便是一種合適的分類方法。因此,忽略了對中國宗教音樂的考察與研究,便無法得出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總體認識。
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
北魏首都在洛陽期間(495-534),佛誕節的慶典,即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隆重程度。對統治者及漢人而言,雖然佛教不是本土文化,但是農曆四月八日的佛誕節慶典已經很流行,舉城參與。本文針對此公開慶典中使用車輦載佛像遊行的特殊現象,將其傳統回溯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及其文獻,試圖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功因素。尤其是因為這些因素關係到宗教慶典的功能性角色,以及教義是如何讓宗教受歡迎並持續發展的問題。以佛誕節作為相關的案例研究,是因為1,500多年後,在柬埔寨、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等地,佛誕節依然被訂為國定假日來慶祝。
佛教的中國化與人間佛教的思想特質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趙樸老誕辰110週年,緬懷這位德高望重的愛國宗教領袖生前為現當代中國佛教的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深入研討趙樸老所提出的包括「佛教是文化」在內的一系列重要的佛教理念與思想,這對於我們繼承樸老的遺志,把現當代興起的人間佛教進一步沿著健康的道路向前推進,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空而至:南宋佛畫與儀軌中諸神降臨的圖像
諸神乘雲而降臨道場,是水陸畫最具有普遍性的圖像。在已知的中國和韓國的水陸畫當中,無論是宋元時期的水陸卷軸畫、明清時期的水陸壁畫,或以南宋志磐撰、明袾宏編《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為基礎的水陸畫,或以〈天地冥陽水陸儀文〉為基礎的水陸畫,我們都可以看到,在每一幅水陸畫中都有雲霧圖像的出現,而且多半為諸神乘雲降臨道場的場面。
菩薩行的現代轉型——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為中心的探討
太虛大師宣導「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是近代中國佛教界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人間佛教」理念已經成為兩岸佛教界的共識。近三十年來,學術界對「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探討「人間佛教」發展的歷史經驗,闡釋「人間佛教」理念的內涵、深化「人間佛教」體系構建等方面,都取得了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人間佛教」思潮的產生與發展,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背景,即中國社會逐漸走向現代化的背景。如果從這個角度對「人間佛教」進行考察,可以認為,近代以來「人間佛教」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一個中國佛教逐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在當代中華文化認同方面的重要意義
這是一個人間佛教崛起的時代,是傳統佛教走向現代佛教的時代,是佛教在文化關係重組之後尋找新的文化角色並獲得巨大成功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100年的艱苦探索和奮力推進,人間佛教在理論、制度、道場、組織以及文化推廣和社會認同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基本完成了傳統佛教現代轉型的方向確立和路徑開闢,為佛教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極高明而道中庸」——人間佛教對儒學的啟示
星雲大師辦教育,辦大學,辦電視台,辦網路,這些其實是非常「道中庸」的一種做法。因為按照傳統對佛教的理解,會覺得出家人不應該參與這些事情,但包括後來人間佛教積極地在全球建立各個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非常適應現代企業管理的方式。所以他的格局相比於其他佛教宗派非常的大,甚至是引領潮流。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從二十世紀二○年代起,梁啟超、呂澂、聶耦庚、邱晞明、印順法師等一批中國學者,陸續開始了對漢譯《阿含經》的整理、研究。他們的成果一定程度糾正了傳統上對《阿含經》是小乘經的認識,促進了對《阿含經》的重新重視。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認識儘管相對傳統,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