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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晚清民初巨變——現代中國佛學復興的歷史背景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1900 年前後的歷史巨變與中國佛學復興的背景。1 傳統時代各個文明體曾經相對封閉，可是隨著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與西力東漸，近代世界形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網絡。近代以來各個國家的很多變化，都是因為互相衝擊、影響和交流才出現的，所以，研究近代諸國歷史，一方面要多多考慮外部原因，即這些新變化是否可能與異域有關，一方面也要深入考慮內部背景，即這些外來因素為什麼會促進文化史這樣變而不是那樣變。
成長在中華文化沃土的人間佛教
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是人間佛教發展的動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目前發展的勢頭更為強勁，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也有半個多世紀。在我看來，人間佛教興起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歷史巨變的一百年；是中國人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百年；也是中華民族經歷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資訊社會的一百年。所以，佛教走過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出來。
人間佛教與儒家思想——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人間佛教是當今中國佛教發展中最為顯著的潮流。而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形成、能夠有大發展，固然是由於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發掘和彰顯了佛教經典中過去往往被忽視的人間性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是佛教的精髓，是應當奉行的，即所謂的「契理」；但更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必須對傳統佛教思想進行創新轉化，並努力付諸實踐，即所謂「契機」。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廣泛吸收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或哲學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採取會通佛儒的方法，吸收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色和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本文的重心即在於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主，闡述人間佛教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的關聯。
從六朝佛典的翻譯和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對六朝時代、特別是五至六世紀的漢譯經典中的翻譯和編輯問題進行綜合調查。這一課題，與印度語原典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的問題密切相關。本文擬從這一視點出發，就經典的中國化問題做若干考察。
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一般認為，人間佛教是近代以來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潮，人間佛教的概念最早由太虛大師（1889-1944）正式提出，其弟子印順（1906-2005）進行了系統闡釋，此後，佛教界以人間佛教為旗幟，大力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人間佛教無論是在理論、修行還是戒律僧制方面，都與傳統佛教存在諸多差異。教界與學界對這一問題已經進行了數量眾多、質量精深的研究。有學者總結道：「與傳統佛教相比較，人間佛教由重生死、重出世轉為重現實人生、重入世，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現世淨土。」
文化的中國，政治的台灣
佛法與眾生法的協和——從佛教中國化論人間佛教及其價值取向
由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就其信仰體系的核心構成而言，實代表了關於宇宙、社會、人生之「存在」與「意義」問題最為透澈的精闢思考與整體領悟。「空」是關於世界現象之「存在」的本質揭示，「緣起」則是關於「存在」的結構性分析。一切「存在」，只要它是以空間―時間的共相維度為其「存在」之基本場域，那麼，這種「存在」就無有例外地是以某種結構性來呈現；而一切結構性的「存在」，便無有例外地必然內含著其自身的被解構性。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我愛刺繡——中國四大繡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