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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在中國―思想．傳譯．實踐．文化
《法華經》是形成於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一部重要經典，富含深刻的教義思想、宗教信念與修行指引，明白說理與譬喻故事交織巧妙，為各個歷史時代的大乘行者提供豐富的思想與實踐資源。這部經典所述法義就當時的佛教學說脈動而言，具有創新思想的意義，激揚教理論辯與發展，對整體大乘佛學產生深遠影響。《法華經》義理精妙，敘說生動，富文學趣味，在思想、修行、文學、藝術等面向，為中國佛教與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源。在思想維度，道生、法雲、智顗、吉藏、窺基，及歷代許多佛門大德留下解義精湛的注疏，成為後人理解經義的資源。在修行層面，高僧傳記留下許多僧人修持《法華經》的事跡記載；天台學系發展依於此經的止觀與禮懺法門；還有多種關於此經的弘傳記與靈驗記。文學與藝術方面，此經本身具備文學性，教說與譬喻成為歷代文人經常援引的題材；二佛並坐、觀音形象、譬喻故事，在中 國佛教藝術作品中生動呈現。《法華經》的多元展現樣貌是中華佛教文化的一個重要構面。
大力推動信眾在人間佛教中的地位與作用
名門閨秀、女中君子—我敬愛的母親辜嚴倬雲
「人間佛教」：多元佛教與佛教的人本主義——以佛耶比較為背景
2015年12月27日上午，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傳燈樓三樓會議室，與前來參加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的學者以及其他信眾見面，並發表了題為〈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的演講，我有幸親聆教炙。在這個演講中，星雲大師針對「一些對人間佛教不了解的人」所提出的「對人間佛教的一些疑議」（共8條），以及「還沒有普遍讓人了解」的諸如「傳統與現代、在家與出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等這許多問題」，發表了自己20條主張予以回應和解釋，我們不妨稱之為「星雲二十條」。
對星雲大師「我是佛」和黃檗禪師「即心即佛」心法的成佛可能性之理論解析
人間佛教講「我是佛」，重在承擔弘法重任，以佛的精神態度興辦各種佛化生活事業，則主觀方面讓自己意志堅定，客觀方面對社會功效宏大。從禪宗修行進路講「即心即佛」，重在一念不起，自心處在佛心境狀態，也是「我是佛」的一種表現。前者不論何時成佛，此生就做佛事業；後者亦不論何時成佛，當下就在佛心念的狀態。前者是菩提心慈悲心的當下具體操作，後者是般若實相智慧的當下具體心法，兩者相輔相成，共成人間佛教「我是佛」的最猛利法門。至於採此法門的修證者何時真正成佛，非關要務，自信最終成佛，對此之念慮，便當放下。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佛教造像之「人間性」研究
自佛教從印度傳來，佛教造像也一併傳入中國，而以石窟為主要建造場所。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佛教造像的材料和載體逐漸豐富。研究表明，佛教誕生初期的印度已有「人間性」造像，佛教東傳後，中國歷代能工巧匠更是對「人間性」造像進行修改和發展，使其符合中國式審美，表現中國本土文化和信仰。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二─皇民化與「寺廟整理運動」
日本帝國正式在台灣實施真正民眾組織化、「皇民化」政策，是在1931 年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後，依照時間序，分別是1932 年指導部落（村里），以及臺中州部落振興會的結成；1934 年的「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促進了部落振興運動；11935年以改善「陋習」為名、打破舊慣信仰的運動開始，隨著戰爭氣氛漸高，誕生「皇民奉公會」，在「皇民化運動」的名義下，進行台灣住民諸習慣日本化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