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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Buddhism in Singapore
The term “Humanistic Buddhism” (人間佛教) brings to mind the thisworldly Buddhist teachings of Master Taixu (太虛, 1890–1947), Master Yinshun (印順, 1906–2005), an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星雲, 1927–). Needless to say, transnational Taiwanese “mega-temples” such as Fo Guang Shan (佛光山) and Tzu Chi Foundation (慈濟功德會)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and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in global-city Singapore and around the world. Yet, unknown to many scholars (and Buddhists) perhaps, the early idea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have arrived in Singapore even before these well-known global Taiwanes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my talk, I will discuss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s Humanistic Buddhism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 will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Singapore into three phases: 1) Taixu’s Human Life Buddhism (人生佛教); 2) Yen Pei’s (演培, 1917–1996)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3)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Humanistic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Singapore.
論說一切有部佛學思想的「人間性」
說一切有部在佛教歷史上曾形成「一切有宗遍行各地」的盛況，是現存僅有兩個能夠將經典文獻完整流傳下來的部派之一，其文獻相當完整地保留在漢譯經典中，而赤銅鍱部的文獻則以巴利文的形式保留在斯里蘭卡、緬甸等地。這就決定了如果要研究原始佛教的早期思想，乃至追溯大乘佛教的思想來源，則不可能回避「種別最繁，傳譯最備，而與大乘論書亦最相關」的說一切有部思想。說一切有部的思想中，「人間性」的特點尤為突出，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成佛唯在人間，二是教法唯在人間，三是佛弟子們唯在人間，四是佛學義理的安立以人間為中心，五是整個修證體系皆以人間為中心。這「五個特點」充分體現了說一切有部以「人間為中心的價值方向」，印順法師在《大乘廣五蘊論講記》中也說道，說一切有部其實就是講人間的佛教。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印順法師在其所著的《佛在人間》一書中，闡明了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說：「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一重人間，一重佛道。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印順：《佛在人間》，頁73）而印順法師的依據就是出自《增一阿含經》的「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大正藏》第2冊，頁694a）依我個人的理解，印順法師所講的人間佛教就是《阿含經》中所反映出來的佛教。
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一般認為，人間佛教是近代以來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潮，人間佛教的概念最早由太虛大師（1889-1944）正式提出，其弟子印順（1906-2005）進行了系統闡釋，此後，佛教界以人間佛教為旗幟，大力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人間佛教無論是在理論、修行還是戒律僧制方面，都與傳統佛教存在諸多差異。教界與學界對這一問題已經進行了數量眾多、質量精深的研究。有學者總結道：「與傳統佛教相比較，人間佛教由重生死、重出世轉為重現實人生、重入世，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現世淨土。」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從二十世紀二○年代起，梁啟超、呂澂、聶耦庚、邱晞明、印順法師等一批中國學者，陸續開始了對漢譯《阿含經》的整理、研究。他們的成果一定程度糾正了傳統上對《阿含經》是小乘經的認識，促進了對《阿含經》的重新重視。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認識儘管相對傳統，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研究
自太虛大師宣導現代人間佛教以來，男女兩性平等問題逐漸引起佛教界廣泛關注。民國時期太虛大師以及「菩提精舍」女眾都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積極回應，基本達成了尊重女性人格、維護女性權益、宣導男女地位平等的共識。1949 年之後，在星雲大師、印順導師、聖嚴法師和昭慧法師等人的推動下，台灣地區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上世紀八〇年代以後，大陸地區的人間佛教重新煥發生機，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亦隨之獲得發展，大陸佛教女眾的整體地位得到顯著提升。
人間佛教在新加坡的演進
「人間佛教」一詞，令人想到太虛大師（1890-1947）、印順導師（1906-2005）、星雲大師（1927-）的入世教法。無庸置疑，來自台灣的許多跨國佛教「大道場」，如佛光山、慈濟功德會等，於新加坡這樣的城市乃至世界各地，在弘揚佛法及促進文化與慈善活動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很多學者（和佛教徒）或許並不曉得，早在這些橫跨世界的著名台灣佛教團體之前，人間佛教的初期概念就已出現在新加坡。本文將討論二十世紀初至現今的新加坡人間佛教史，並將人間佛教在新加坡的發展分成以下三個階段：1.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 2. 演培法師（1917-1996）的人間佛教 3. 台灣人間佛教團體在當代新加坡的發展，予以呈現。
人間佛教的倫理性與社會意義
人間佛教是繼惠能「六祖革命」以來，中國佛教史上又一次的重大革新。應該說，這次革新奠定了中國佛教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繼太虛大師後，法舫、大醒、慈航、印順法師與趙樸初居士等人，在太虛大師的基礎上，將人間佛教思想作了系統、深入、全面的分析與闡述，是人間佛教思想得以進一步推動與發展。進入二十世紀六○年代，星雲大師更是將人間佛教思想從理論的建構模式之中轉化至社會實踐的過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