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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社會性——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中國化之後,吸收了中國文明的「人間性」,以其對無常的觀照,對因緣的諦解,再佐以儒道兩家之所長,遂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唐代以後,「人間佛教」與中國文明毫無間然,於是滲入到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神聖或是世俗、廟堂或是民間、文人或是市井,處處都可看到「人間佛教」無遠弗屆的廣袤影響。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溯源與流變——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佛教中與十八這一數目有關的人物團體,最早出現於隋代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唐代法琳(572-640)上書駁傅奕,引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人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不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湯用彤指出,「其言出道安、朱士行錄云云,乃為佛徒偽造」,而關於釋利防來華,梁啟超認為可信,湯先生則說「遠於事實」。無論如何,唐代時與十八數目有關的人物群體大量湧現,在這一背景下,佛教十八羅漢的組合形式應運而生。
佛教生態文化與唐代文學
唐代是中國園林發展的鼎盛時期,寺觀園林也盛極一時,據《兩京城坊考》載,僅長安城中就有佛寺81所。長安城外,佛寺主要集中在終南山區,終南山在唐代前期就佛寺數量來講,是全國最多的,後期有所減少,「以安史之亂為界,唐代前期名山寺院最多的要數終南山,共有21所,居全國之首,唐代後期則銳減至7 所」。這些佛寺大多數都具有良好的生態狀況,從現存可稽的唐代文學作品中可以窺見當時佛寺園林的基本風貌。
《華嚴經入門》第六講:無盡光
《華嚴經》的第二幕以「普光法堂」為舞台,此法堂與前一幕的舞台「寂滅道場」之間有何關係,經典並未說明,第二幕開場之際,佛陀就已落坐於「普光法堂」的蓮花藏說法座之上。「普光法堂」究竟位於何處,對後世的研究者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疑問。眾說紛紜中,中國唐代的法藏所記載的傳說最有意思。根據他的說法,「普光法堂」位於阿恃多伐底河畔,在釋尊正覺的地點,即《華嚴經》「寂滅道場」的東南方三里之處,由龍王們所建造。從這個傳說來推測,「普光法堂」的原型,或許是菩提伽耶附近的河岸上曾經存在過的建築。無論如何,《華嚴經》的編纂.製作者們將「普光法堂」設定為覺悟的佛陀最初開示教法的場所,暗示佛陀從正覺座上起身,展開教化度眾活動的安排,確實非常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