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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青年星雲佛教改革的萌芽（1945-1948）
一九四九年春，星雲大師來台，輾轉於各地，當時遠在東台灣的宜蘭雷音寺，雖然早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成立「週六念佛會」，但是，乏人領導，前來弘法的緇素總是來來去去。雷音寺渴求常住弘法僧眾不可得，最終於一九五三年春後，寺方護法李決和與林松年二人到中佛會求助，獲青年星雲的首肯。 青年星雲從一九五三常駐宜蘭雷音寺，至一九六二年南下高雄開創壽山寺，以整整十年的時間，奠定了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藍圖。然而，青年星雲佛教改革的思想萌芽甚早，非自來台而始。 本文以抗戰勝利初期，青年星雲一篇罕為人知的文章〈回憶比現實美麗—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來探討其佛教改革思想。此文青年星雲以「星子」為筆名，談論抗戰勝利後京滬佛教的改革情況，而這也正是他日後改革佛教的萌生之濫觴。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兩岸學者取得高度共識與肯定
第四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3 月19至20日在大陸江蘇宜興大覺寺舉行。主辦單位人間佛教研究院邀請大陸與台灣兩地47位學者，分別從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社會科學、音樂、藝術等面向，探討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現況。與會學者對於佛光山教團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皆高度肯定，並取得更深層的共識。
2023年度人間佛教研究獎學金通啟
有關人間佛教研究的課題獲得立項，表明國家對這一學術領域的重視，國際學術界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人間佛教的研究，可以說，人間佛教既是正在發生的佛教中國化和現代化轉型進程，也是凝聚著多種文化傳承和各界共識的文化潮流，更是領域不斷拓展、理論不斷深化、方法不斷豐富、觀點不斷創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正在以其巨大的科研生長潛力走進年輕學子的學術視野。 二、核心宗旨 人間佛教研究獎學金專案立足於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聚焦方興未艾的人間佛教潮流，特別關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鼓勵青年學子以現代學術方法，選擇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相關問題展開科學理性的研究，並通過撰寫研究計畫和開題報告尤其是研究推進和.....
2023年度（第八屆）人間佛教研究獎學金
有關人間佛教研究的課題獲得立項，表明國家對這一學術領域的重視，國際學術界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人間佛教的研究，可以說，人間佛教既是正在發生的佛教中國化和現代化轉型進程，也是凝聚著多種文化傳承和各界共識的文化潮流，更是領域不斷拓展、理論不斷深化、方法不斷豐富、觀點不斷創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正在以其巨大的科研生長潛力走進年輕學子的學術視野。 二、核心宗旨 人間佛教研究獎學金專案立足於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聚焦方興未艾的人間佛教潮流，特別關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鼓勵青年學子以現代學術方法，選擇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相關問題展開科學理性的研究，並通過撰寫研究計畫和開題報告尤其是研究推進和論.....
有標杆意義、具有參照價值的佛教體系。 總論──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 57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弘法事業對於現代人間佛教具有重大標誌 性意義，這一點，近二十年來已經成為佛教學者的廣泛共識。下面 列舉幾位代表性佛教學者的評價，可見一斑。 四川大學陳兵教授這樣評價大師：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雖然以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理論為基 點，但適應時代而有諸多發展，更加現代化、生活化，並且以飽含 感情、多帶詩意的現代語言予以表述。如果說，太虛大師的人間佛 教只完成了理論建構的骨架，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則已是血肉豐 滿。至於人間佛教的實行，由時地因緣和個人性格才幹的差別，星 雲大.....
第二屆人間佛教座談會 7國60位學者齊聚探討人間佛教
教座談會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人間佛教座談會暨今年6月首次舉辦30位學者參與，到此次60位學者參加研討會，從人數及論文數增多的數據，代表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認識與理解，在學術界達到更多共識。 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賴永海教授遠從大陸趕到座談會，他提及，與海內外學者歡聚研討人間佛教，特別是人間佛教實踐的理論，可謂因緣殊勝機會難得。人間佛教在大陸不論是學界、教界，甚至是政界，人間佛教儼然是當代佛教的主流，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最具影響力及代表性的領袖人物。他以宜興大覺寺舉辦首屆素博會為例，當時他問大師要不要組團來，結果素博會人潮一日5萬人，這是有目共睹的盛況，可見大師有能量成就這番.....
Geneaology and Taxonom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人間佛教’Mapping a famen 法門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o Europe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concepts and practice of‘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it will start analyzing theoretical meanings and doctrinal implications of renjian fojiao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d assess various case studies of ‘renjian fojiao in practice’ among Buddhist communities since the Republican period onwards and also from the pre-modern Imperial time. I will attempt a taxonomy of thes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d then ponder whether this renjian fojiao should not be classified as an overall ‘school’(zongpai 宗派) but considered rather as a ‘Dharma gate’ (famen 法門). Secondly, I will consider the transmission of renjian fojiao to Europe, more precisely the Netherlands, in particular I will look at how (Mainland China) Longquan monastery 龍泉寺 (located in Utrecht) and (Taiwan) Fo Guang Shan 佛光山 (located in Amsterdam) are adopting and adapting ‘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in the Netherlands. Finally, this paper will conclude by questioning how ‘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could be more present in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that are working towards conflict resolutions and peace building, and therefore could intervene and facilitate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in today’s globalized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