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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中華文化——兼論漢傳佛教的現代化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以人為本作為背景的中華文化傳統作為基礎，且是一種人間成佛的佛教思想。隋唐佛教八宗並盛，從各自的判教中，融攝不同教理而一之。再結合儒道思想而有「五乘佛法」的觀念。中國佛教現代化應在傳統「以因（因襲）為創（創新）」的精神，兼採南傳、印度、藏系佛教，以及現代學術成果以自增益。星雲大師傳承的，正是由中華文化傳統精神而產生的「人間佛教」—八宗並弘，兼容他系佛教，以及現代的學術與文化思維。帶領佛教走入21世紀，成為佛教的典範，以發揚佛教而光大於世界。
本淨、本寂與本覺—論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印度淵源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佛教與中國文化
中國佛教是由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上座部）三支佛教匯合而成，擁有的佛教典籍最豐富、教派最齊全，是十三世紀印度佛教被消滅以後，保存佛教最完整的典型代表。探 討「佛教與中國文化」，應當分別就漢傳佛教與漢族等傳統文化、藏傳佛教與藏族等傳統文化、上座部佛教與傣族等傳統文化進行分析研究，然後再加以歸納，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相應的結論。但由於多種原因，本文要著重探討的是漢傳佛教與中國文化中儒、道文化的關係，以下的論述都將圍繞這一重心展開。
中國佛教求法史雜考
本文依據史料考求自魏晉迄隋唐，中在域外諸遭遇，與處事應變之道. 一. 循陸赴印度求法跟語言訓練的關中，從陸路西行到印度的比循海路的多，較安全，循陸路經西域諸佛教國入印度，好機會. 二. 關於經西藏入印度的求法路僧俗多採從西域的砂磧雪嶺入印度的路線吐蕃王之後，亦有取道西藏入印度者. 三及對高僧的禮遇：那爛陀寺對有學問的僧，其他僧徒在寺中的生活軌範嚴格，僧人過者由本寺大眾處罰. 四. 求法沙門的懷建寺運動：側身域外的中國沙門多少有懷生於不能適應異域環境的寂寞之感，義淨王募捐建立一中國寺院於西方，好讓大唐應. 五，求法沙門的機智表現：如道希法律，以達成求法弘法之志; 玄奘法師收伏六. 求法史料中所載的西北湖泊。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佛光山徳里文教中心」觀察思考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從六朝佛典的翻譯和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對六朝時代、特別是五至六世紀的漢譯經典中的翻譯和編輯問題進行綜合調查。這一課題，與印度語原典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的問題密切相關。本文擬從這一視點出發，就經典的中國化問題做若干考察。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
北魏首都在洛陽期間（495-534），佛誕節的慶典，即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隆重程度。對統治者及漢人而言，雖然佛教不是本土文化，但是農曆四月八日的佛誕節慶典已經很流行，舉城參與。本文針對此公開慶典中使用車輦載佛像遊行的特殊現象，將其傳統回溯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及其文獻，試圖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功因素。尤其是因為這些因素關係到宗教慶典的功能性角色，以及教義是如何讓宗教受歡迎並持續發展的問題。以佛誕節作為相關的案例研究，是因為1,500多年後，在柬埔寨、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等地，佛誕節依然被訂為國定假日來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