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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轉法輪經》（二之二）
說一切有部的《轉法輪經》，如岡在《雜阿含》中的部分 (A2)，《三轉法輪經》(B2)，《十誦律》的部分 (C4)，《有部奈耶雜事》的部分為 (C5) 所見：a完全沒有揭載離二邊中道的說法。如前所述，說一切有部的《轉法輪經》並不包含a的部分，這點和巴利原典所載不同。
程頤天理論的建構及其與佛學之因緣
本文試圖探討程頤是如何吸納佛家的思辨哲學以構建理學的靈魂──天理論，從而實現其抗擊佛教、重振儒學的理學旨歸的。 文章首先闡明了傳統儒學因拙於形上思辨，已無力招架形上學富足的佛教的攻勢，程頤的天理論便是他攝取佛學的思辨方法重塑儒家倫理的結果。接著文章又詳述了程頤天理論和佛教的關係，認為繼承佛學的本體論思惟方式是程頤天理論和佛學的最大因緣。文章以為程頤的本體論有一個從理本、心本並重到專宗理本的轉變過程，而佛學輒為程頤早年的「二本構架」和貫其一生的理本論的營建提供了思想資源。文章還指出了程頤由「二本」轉向理一本的緣由。
韓清淨居士佛教思想之特質析論
北京三時學會韓清淨居士（一八八四—一九四九）是近代唯識復興思潮與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韓氏之學後繼無人，他的佛教學術成就、佛教思想體系以及其推動的近代佛教事業，迄今尚未得到學界的關注和研究。鑒於此，本文提出韓氏佛教思想活動的特質問題，並分別從對待傳統唯識思想資源的態度，依據《深密》的三時判教模式，以「了義」釋「不了義」的教法融通觀念，以及以文本、佛意作為取向的佛教學術思想等幾個方面，對韓氏佛教思想的特質或特色作了深入而精詳的分析。
在歷史與現代之間——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星雲大師的新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出版，對於「人間佛教」運動作了一個思想史的定位與論述，應該說是漢傳佛教「人間佛教」運動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和新的里程碑。此文是作者從近代漢傳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略為談以下三點作者個人的讀書所感:1)人間性與「文明論述」、2)近代佛教的正統性與回歸源頭、3)學術的論證與宗教的體認。
人間佛教之「人間」意涵
星雲大師在〈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一文中，談到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可以分成六個階段：一、東傳譯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二、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三、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四、宮廷密教時期 （元明皇朝時期）。五、經懺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六、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世紀以後）。 大師曾經表示：「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人間佛教』。」既然佛教就是人間佛教，大師為何要強調「人間」二字，以「人間佛教」來說明二十世紀後中國佛教重要的發展歷程？以下僅從「佛陀其人」、「歷史發展」、「現實社會」、「因緣和合」四 點來論述「人間」之意涵。
對星雲大師「我是佛」和黃檗禪師「即心即佛」心法的成佛可能性之理論解析
人間佛教講「我是佛」，重在承擔弘法重任，以佛的精神態度興辦各種佛化生活事業，則主觀方面讓自己意志堅定，客觀方面對社會功效宏大。從禪宗修行進路講「即心即佛」，重在一念不起，自心處在佛心境狀態，也是「我是佛」的一種表現。前者不論何時成佛，此生就做佛事業；後者亦不論何時成佛，當下就在佛心念的狀態。前者是菩提心慈悲心的當下具體操作，後者是般若實相智慧的當下具體心法，兩者相輔相成，共成人間佛教「我是佛」的最猛利法門。至於採此法門的修證者何時真正成佛，非關要務，自信最終成佛，對此之念慮，便當放下。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六——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四）
這次要談的是苗栗大湖法雲寺派。苗栗大湖法雲寺之建立者覺力和尚（1881-1933）來自鼓山湧泉寺，原籍廈門鼓浪嶼。他於民國初年來台，得力於首徒妙果和尚（1884-1963）的協助，並在功德主劉緝光、吳定連等鄉紳的護持下，於苗栗大湖開山建寺。後妙果和尚又於中壢創建圓光寺，同時以法雲寺及圓光寺為中心，影響力遍及全台，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法師、台北五股凌雲寺本圓和尚、台南開元寺傳芳和尚、高雄阿蓮大崗山義敏、永定和尚，同為日本殖民時期深具影響力之禪宗大法派。
淨．靜．境．竟——禪修之道探討
人間佛教的普世價值，就是應用佛陀的教法，解決人生的問題，進而達到世間與出世間的圓滿。從現代的文化來說，即追尋人生的價值，從自我的角度，提升、淨化至達到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五和」為終極目標。而「五和」目標的起點及基礎即是自心和悅，但如何才能自心和悅呢？特別在二十一世紀，高度的競爭使現代人身心面臨全方位的挑戰，例如：生活中的壓力、期望高於現實而產生的壓力、社會不穩定帶來的壓力、現實超過想像的壓力，故造成憂慮、妄想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