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近幾十年國際學界有關佛教社會史研究現狀,呈現出宗教社會學、社會史、佛教宗派史交叉融合視域下的「佛教整體」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本文強調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重視「生活」、「主體」、「內在」三種轉向,確定以「僧眾」為「關係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以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寺院空間等為主要內容,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長時段」、「結構性」、「整體性」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一幅「具體的」、「鮮活的」、「有血肉的」中國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星雲大師於1998 年正式公開倡導「三好運動」,邀請時任副總統連戰先生共同推動。本文主要說明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三好運動」的倡導及其影響,其中論及近代最早提出「三好」的印光大師,其所述「三好」的內涵大抵配合念佛法門,希望信眾依此而增上,積累往生資。再者,闡述星雲大師對於「三好」的再詮釋與創新。「三好運動」在台灣社會已人人耳熟能詳,還在世界五大洲推展。「三好運動」從自身的修鍊,進而達到社會、國家的安定,引領我們邁向清淨的國土。 二是推動「三好運動」與政治關係解疑,其中論及邀請國家掌權者而引發的相關問題,無須諱言,即牽涉到「政治和尚」這種汙名化的問題。由「政治和尚」問題,反溯中國早期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重新解讀,間中以智顗大師、宗密大師、太虛大師等人的例子作出說明,並重新檢討「政治和尚」此詞的內涵,解疑星雲大師是「政治和尚」的說法。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三好」感懷
說到「三好」,一般人們熟悉的是學校教育中提倡的「三好」,就是所謂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也就是在思想品德、知識學習、身體健康三個方面都達到優秀,這樣的學生就叫做「三好生」。不過,我們這裡講的「三好」,並不是學校教育的目標,而是星雲大師對佛教徒和社會各界發出的號召,要求大家都來「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使「三好」成為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從而達到淨化人心、改善社會的效果。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之三)
我在無意之間,寫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文,最初只是想,我們出家人的信仰應該要淨化,發心要真誠,忍耐要加強。尤其,出家修道生活中,要有「為了佛教」的觀念,養成關懷信徒的習慣,要「嚴以責己,寬以待人」,要全力做弘法利生的工作,要與人為善,要從善如流等,做一個稍微像樣的佛弟子。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生活唯識》第三講―「體得」唯識
我們以為,凡是語言有所指的,就有事物的真實存在。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譬如當我們說「那裡有火在燃燒」的時候,「火」這個「語言」並沒有在燃燒,說這句話的嘴唇也沒有變熱啊!由此可知,火這個「語言」和語言所指的對象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事實,在唯識學上叫做「名義相互客塵性」。
從佛光盃國際籃球賽事看見三好四給的傳揚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