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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乃至藝術、音樂、戲劇、體育等多元佛 教事業。 從大眾受用歡喜的回饋中,師父印證所行,無一不契合佛法, 亦確信這正是當今社會所需的佛教。因此,他更積極推動人間佛 教,使佛教從山林走入社會,從寺院走入家庭,從僧侶走向信眾, 甚至他踐行佛陀囑咐舍利供於十字路口,令眾生有得度學佛的因 緣,將道場設於城市大樓,使士農工商皆能隨時隨地親近佛法。 序二──人間佛教的弘揚是繼承佛陀的本懷 43 在佛教發展史上,歷代弟子對佛陀與祖師思想的整理與傳承, 以及對佛法生活實踐的堅持,是佛教得以歷久彌新、源遠流長的根 本所在。今佛光弟子不揣淺陋,效法先賢大德作法,從師父四千多 萬字的著作中.....
(上)52 前中國佛教崇尚學術、學修並重的高尚品格。對於佛教學術的重 視,同樣也是星雲大師一生弘法事業的一個重要特色。我們必須了 解: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人文社會環境下,佛教學術研究早已不 是寺院道場獨有的專業,也早已不是佛教界或佛教信徒獨擅的領 域,而是已經成為現代人文社科學術研究的一個部分,並且同其他 宗教、哲學傳統一樣,佛教文化資源正在不可抗拒地逐步演變成為 包括佛教徒在內全世界、全人類共用的一項文化資產。因此,如何 解決佛教思想信仰與佛教學術之間的關係問題,在現代社會已經有 了全新的內涵和意義。星雲大師一生始終堅持思想信仰與佛教學術 互動,弘法工作與佛教學者互動,對.....
在寺院的一上午
《佛教瞑想論》第一講
拙書之論述聚焦於佛教的瞑想。記得那是很久以前、大學時代的事了,一位理科朋友對我說:「寺院嘛,還是靜坐比較好,對吧?」當時由於我對瞑想不甚了解而無法清楚答覆;現在,總算能夠給出一點像樣的回答了。 關於佛教的瞑想,在印度被稱為 samatha(漢譯為「止」)與 vipassanā(漢譯為「觀」),本書第一章概述 samatha 與 vipassanā,以及在個人實踐體驗與理解上闡述靜心的理由與具體內容等。
唐代詩人佛寺結社的「人間性」—人間佛教的一種文化溯源
「結社」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伴隨著唐代佛教文化興盛發展,詩人常於寺院結社,舉行社會文化活動。唐代詩人佛寺結社的類型大致涉及文學社、西方社、香火社、匡山社、東林社等社團,龍門寺、香山寺、慈恩寺、青龍寺、東林寺等是出現頻率較高的結社佛寺。唐代詩人熱衷於在寺院結社,體現了當時寺院開放性、服務性、藝術性的特質,表明寺院的「人間性」是佛教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然而當代一些寺院在建設發展中卻面臨「人間性」的喪失,出現社會屬性剝離、社會運行邊緣化等情況。面對這種困境,積極提倡「人間佛教」的佛光山,為現代寺院建設管理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佛光山揚州鑑真圖書館為個案,展示人間佛教寺院對中國古代佛教寺院「人間性」的繼承和發展,將「人間性」貫徹落實於寺院的管理建設中,是未來佛教發展應堅持的方向。
〈台灣佛教新史〉之七——清代改明鄭園邸為官寺及其倡建人物
清代寺廟分官寺、民廟與會館三類,官方審定通過後准予建設,清代治台初期最有名的三座官建寺院皆與鄭氏三代政權有關,依創建時間序分別為法華寺(原明末遺臣李茂春宅)、大天后宮(原寧靖王朱術桂宅邸)、海會寺(原鄭經北園別館)。 這三座原為官宦宅邸而被改為寺院,自然與鄭氏政權息息相關,清廷為消彌臺民懷思前朝之治理,特於治台初期將這三座宅邸改為道場。有清一代由官方主導建寺者多不勝數。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近幾十年國際學界有關佛教社會史研究現狀,呈現出宗教社會學、社會史、佛教宗派史交叉融合視域下的「佛教整體」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本文強調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重視「生活」、「主體」、「內在」三種轉向,確定以「僧眾」為「關係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以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寺院空間等為主要內容,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長時段」、「結構性」、「整體性」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一幅「具體的」、「鮮活的」、「有血肉的」中國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