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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近幾十年國際學界有關佛教社會史研究現狀，呈現出宗教社會學、社會史、佛教宗派史交叉融合視域下的「佛教整體」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本文強調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重視「生活」、「主體」、「內在」三種轉向，確定以「僧眾」為「關係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以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寺院空間等為主要內容，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長時段」、「結構性」、「整體性」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一幅「具體的」、「鮮活的」、「有血肉的」中國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
佛光普照三千界
佛教是什麼？是哲學家的高談闊論？是芸芸眾生的祈福求祐？是隱居山林勝處的清淨閒適？是人生落魄時的消極逃避？這些詰問不絕於耳，歷代高僧大德也都根據不同的時地因緣給出了契理契機的答案。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星雲大師於1998 年正式公開倡導「三好運動」，邀請時任副總統連戰先生共同推動。本文主要說明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三好運動」的倡導及其影響，其中論及近代最早提出「三好」的印光大師，其所述「三好」的內涵大抵配合念佛法門，希望信眾依此而增上，積累往生資。再者，闡述星雲大師對於「三好」的再詮釋與創新。「三好運動」在台灣社會已人人耳熟能詳，還在世界五大洲推展。「三好運動」從自身的修鍊，進而達到社會、國家的安定，引領我們邁向清淨的國土。 二是推動「三好運動」與政治關係解疑，其中論及邀請國家掌權者而引發的相關問題，無須諱言，即牽涉到「政治和尚」這種汙名化的問題。由「政治和尚」問題，反溯中國早期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重新解讀，間中以智顗大師、宗密大師、太虛大師等人的例子作出說明，並重新檢討「政治和尚」此詞的內涵，解疑星雲大師是「政治和尚」的說法。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五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三）
結合當時的年代背景，鈴木大拙給《日本的靈性》一書特意冠上「日本的」字樣，與其說是向讀者傳達日本主義的印象，不如說是包含了對過激的「日本精神」之反抗意味。我們可從他戰後所寫的〈新版序文〉中了解這一點。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佛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依佛、法、僧三寶為核心而形成獨特的信仰、思想、制度的傳統；同時，作為宗教實體，在歷史傳播與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從而在社會、文化領域形成重要的影響與力量。因此，從「佛教整體」出發，根據「佛教」的內涵與外延，佛教研究必須從佛教、佛教與社會、佛教與文化三大層面，進行全方位、立體、綜合的探討。一、從佛教自身來說，典籍、信仰、思想、制度構成四大研究領域；二、從佛教與社會來說，政治、經濟、慈善公益、社會生活成為四大研究領域；三、從佛教與文化來說，佛教文學、藝術、建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佛光山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