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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闡發不生不滅義理之恒廣價值——略說人工智能 證諸法自性「空」
星雲大師對關乎佛教究竟的「空」義作了全面的闡發，融合了佛陀親說、初期大乘及漢傳義理。本文則不過是對「空」義能不斷接近而不能窮盡的詮釋，試圖點明世上一切都在變，具恆廣價值者唯有變這一「實相」，尤在當今世代。文中通過空義對世間諸法的肯定與對謬誤糾治的提示，修行就是化煩惱為菩提、以有明空、轉識成智三方面，證明星雲大師強調的諸法自性「空」。其結論以如今熱議的人工智能為例，力證人與人工智能皆自性「空」；並指出佛陀早已將古印度「聲明」、「因明」、「工巧明」、「醫方明」作為自性「空」的緣起解說，並且對這些外明都充分肯定，而這些正是現代科學認知的源頭之一，所以，現代科學知識也同樣可作為佛法的緣起解說。結論還提出：空義是超乎所謂確定性、不確定性之上的應變思惟。了悟空義才能恰當對待不可避免來臨的變化，並預防不測，因而能幫助人減少犯錯，甚至釀成災難的機率；「空」包含著未來無限的可能，了悟空義還可啟迪人們對宇宙與人的精神世界展開無窮的探索。
從《維摩經》不二思想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弘化
《維摩經》雖然在第九品才直名「入不二法門品」，其實全經串穿了「不二」思想，各品的差異只是體用、權理之別。此經先言權事，到第九品再以理體總歸，而後再以事用說明不二。楊曾文教授曾說：「推進佛教適應時代和社會而發展進步。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對『不二』作出有前提條件的解釋。」「二」是對立，若在弘法上面對「不二」首要解決的就是世間、出世間如何行道的問題。而當代推動人間佛教者星雲大師（以下簡稱大師），不但提出了「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空為樂，以眾為我」的不二思想，他更說「我們為什麼要追求不可知的未來，而不去落實現實國土的身心淨化呢？」這是站在淨穢不二，此方即為淨土的立場，正與《維摩經》淨穢二土「不二」的思想相契。 因此當我們在分別高低，分別究竟不究竟的爭議時，大師因圓融無相，無分別執取，所以去除了外在的對立分別，以性空不二思想開擴了八宗兼弘的道場，以及各派相互融和的人間淨土。佛光山從來沒有八敬法的問題與爭議，這是大師以其不二思想於此世間以其「心淨」而讓「國土淨」；也因其成就眾生讓「國土淨」的同時，此方國土人民而得「心淨」的實例。
古印度佛教的不殺生思想
從人間佛教生死達觀析論「安樂死」之不當
現代人在面對自己的親人走向生命末期時，幾乎都不自覺地選擇以現代醫療的方式來對抗「死亡」，一味地施以不斷的救治，導致理想的「善終」有其現實上的困難。本文的主旨在於，從人間佛教生死達觀的立場與視野，析論「安樂死」之不當。首先引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念中有關「生命不死」的解讀與詮釋，接著說明死亡的自然機制，然後從觀念與實務兩方面，剖析「安樂死」之不當。
殘障者是否為其不幸負責—論人間佛教的殘障觀
「殘障者是否為其不幸負責」，這一問題既是對不幸與災難作出解釋的理論問題，也是關係到人們在生活中如何對待殘障現象、避免歧視殘障人士的現實問題。本文從這一問題出發，在第一部分聚焦「殘障」的界定問題，從原始佛教經典中的「殘障」相關論述出發，在忠實於文本觀點的同時進行梳理與建構，說明「殘障」概念的建構性、多元性及其與基礎教義之間的關聯；結合現代殘障模式，探究對於重新理解「殘障」群體的啟示，闡明一種既符合基礎教義又與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相契合的殘障觀。第二部分則探究「殘障」現象中關涉到的「責任」問題，剖析對殘障者的歧視信念的合理性與錯謬處，闡明「殘障者」與「非殘障者」各自的「責任」，基於非宗教人士也廣泛認可的緣起原則，從佛教護生精神出發，建構基於人間佛教思想的對「殘障」的積極詮釋和行動策略。
第八章 對星雲大師《人海慈航─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 思想的反思
化世俗為神聖—星雲大師人間淨土思想探微
「人間淨土」是非常有創造性的宗教理論。星雲大師對於「人間淨土」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較大的貢献。星雲大師在修行實踐上主張「禪淨共修」，認為人間佛教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間淨土，他的「人間淨土」論強調淨土的心靈化、人間化、社會化和生活化。除了理論上的貢獻外，星雲大師亦推動「人間淨土」的實現，其一生弘法事結晶—「佛光淨土」為建立現代人間淨土提供了一個範本。站在佛教的現代轉型的角度來看，「人間淨土」對於整個中國佛教思想和實踐的現代化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從淨土思想發展史來看，「人間淨土」提供了有別於傳統他方淨土和唯心淨土之外的第三大範式，其殊勝之處在於針對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以「化世俗為神聖」的智慧巧妙處理了神聖性與世俗化之間的張力，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從《覺世旬刊》看星雲大師的宗教革新理念
《覺世旬刊》是星雲大師早年發表社論最集中的刊物之一，頗能代表大師早期的宗教革新理念。在《覺世論叢》中，星雲大師對台灣佛教界的現狀提出了種種批評，也對佛教界未來的發展設計出藍圖。在廢老尚青思想的引導下，大師對佛教界的教理、教產、教制及僧伽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改革方案，這些理念與設想奠定了如今佛光山的發展模式。
智圓的「秩序之學」與近世佛教的職能定位
伴隨著唐宋變革而來的近世化，宋代佛教處於一「制度社會」中。為應對由此產生的合法性之危機，宋初天台佛教通過「山家山外」之爭而更早開展了一「自覺」的反思，藉此定位佛教身分職能，從而參與對制度社會的建設。相對山家知禮的「行懺」路徑，智圓乃是要以「治心」之學定位佛教職能，以此最徹底地實現佛教的「祛魅」。智圓的「秩序之學」雖是應對「近世化」的工作，然不只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對於回應「現代性」議題的當代人間佛教也有一啟示意義。
呂澂與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向度
呂澂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佛學家之一。二十世紀五○年代以後，呂澂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向度上持續前行，既未走向自我否定，也未發生思想轉向，為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史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