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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一——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1624-1662）
鄭成功（1624-1662）入主台灣之前，南台灣由荷蘭人占領，西班牙人則控制北台灣一帶。荷蘭人在大員（今台南）建城，開發貿易治理南台灣（1624-1662）前後凡38 年；西班牙統治雞籠（基隆，1626-1642），直到被荷蘭人驅逐，前後歷時16 年。
當佛陀約會神明——「2015 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觀察思考
受到全球宗教界、學術界以及觀光界矚目的2015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於12月25日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如期登場。正式會期僅一天，但其整個流程—神明朝山、神佛聯誼和聖駕回鑾，長達10個小時以上。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九——殖民時期佛教文教事業之二：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所辦期刊（下）
1915 年爆發了與民間宗教有關的「西來庵事件」，日本統治者驚覺此一事件與宗教信仰不可分，謂曰：「對於本島人之本島固有之宗教，在宗教信念的深厚，實出意料之外，不僅關乎社會福利公安甚大，往往奸黠之徒乘之利用其迷信，是否是統治上不能忽視的呢？故體認此調查時勢，說明適當的措施是必要的。」1 這是台灣宗教調查政策的緣起，其中，總督府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3 月完成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最為人所熟悉。
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社會性——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中國化之後，吸收了中國文明的「人間性」，以其對無常的觀照，對因緣的諦解，再佐以儒道兩家之所長，遂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唐代以後，「人間佛教」與中國文明毫無間然，於是滲入到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神聖或是世俗、廟堂或是民間、文人或是市井，處處都可看到「人間佛教」無遠弗屆的廣袤影響。
佛教與中國音樂
假如從音樂社會學而不是從音樂形態學的角度去觀察中國傳統音樂，假如把音樂視為一種思惟方式、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僅看成是一門技術或某種形式，那麼把中國傳統音樂分成四大類：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便是一種合適的分類方法。因此，忽略了對中國宗教音樂的考察與研究，便無法得出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總體認識。
〈台灣佛教新史〉之五——清初臺灣府天后宮與海會寺僧侶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偽軍全沒，勢逼請降」，8月，施琅大軍登陸鹿耳門「赤崁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市不易肆，雞犬不驚」，施琅下令大軍登陸主要目的是「平定安集」，「納款而後，臺人即吾人」，「有犯民間一絲一枲者，法無赦」，因此「亂行，民不知兵」，鄭克塽（1670-1717）被遣入京，施琅「散其難民盡歸故里，各偽官兵載入內地安插」，並置「置郡一、縣三」（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