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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佛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依佛、法、僧三寶為核心而形成獨特的信仰、思想、制度的傳統；同時，作為宗教實體，在歷史傳播與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從而在社會、文化領域形成重要的影響與力量。因此，從「佛教整體」出發，根據「佛教」的內涵與外延，佛教研究必須從佛教、佛教與社會、佛教與文化三大層面，進行全方位、立體、綜合的探討。一、從佛教自身來說，典籍、信仰、思想、制度構成四大研究領域；二、從佛教與社會來說，政治、經濟、慈善公益、社會生活成為四大研究領域；三、從佛教與文化來說，佛教文學、藝術、建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定義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其中，「佛說的」堅守了佛教的正統傳承，體現佛教信仰的神聖性和崇高性，顯示有法可依；「人要的」堅守了佛教的現實關切，體現了佛教社會功能的生活性和世俗性，顯示有人可用；「淨化的」堅守了佛教的基本道路，體現了佛教實踐方法的內在性和精神性，顯示有路可走；「善美的」堅守了佛教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佛教信仰訴求的正義性和大同性，顯示有福可享。「四的」分別以信佛所說、解人所要、行淨所治、證善所成為核心，融信、解、行、證於一體，體現了人間佛教以佛為皈、以人為本、治心為上、同歸善美的根本特質，為人間佛教建立了一個具有精神凝聚力和信仰認同性的文化共識平台，對全球化時代三大語系佛教的會通，乃至人類多元宗教的對話合作，均具有積極的意義。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今天非常榮幸，主持這場由四川大學佛教與社會研究所主辦的「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星雲大師全集》五人談」座談會，我們邀請了國內佛教界五位著名專家，陳兵老師是佛教界的耆宿，也是國內最早做佛教研究的學者；李利安老師是觀音信仰方面的著名學者，也是在人間佛教研究方面用力頗深的專家；段玉明老師在佛教與社會這領域，一直是非常活躍的專家；閔麗老師是川大宗教所做宗教政治學、宗教哲學方面的學科帶頭人；王雪梅老師在佛教史、佛教與民俗等方面，都有很多建樹和成就。當然，我們還要隆重介紹不遠千里從寶島台灣來到成都的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感謝他能撥冗親臨這次座談會。佛光山已經惠贈我們川大宗教所一套《星雲大師全集》了，這是我們所收藏的一套重要圖書，再次感謝佛光山。
人間佛教的實踐邏輯與知識類型
本次發言，我旨在以佛教社會學及佛教與社會關係來思考星雲大師開創的人間佛教的理論和社會思想及其在人間實踐的性格，從因、果、緣三者的關係中來考慮星雲大師的社會思想、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性格。
進行「傾聽」的現代日本佛教——對應社會需求的臨床宗教的嘗試
現代日本，為了實現人們的幸福（Well-being），需要應對兩個課題。一個是由於貧困以及「格差社會」化而導致的生活基礎的脆弱性。少子高齡化導致家庭的撫養能力顯著下降，地域社會中的生活互助合作也在衰退。在這樣的現代社會中，生活在都市的個人只能通過社會福利和市場來籌措必要的物資。但是，日本已經進入穩定型經濟增長（GDP 的年增長率約為1％左右）階段，對於多數人來說，已經無法期待福利的擴充以及收入的增加。兒童的貧困、單身母親的貧困化成為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