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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東亞文化交流中的禪宗
綜觀東亞文化交流的歷史，佛教始終是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例如中日之間，從「入唐八家」、歷經宋元時期的五山禪僧，乃至於明清之際東渡日本的黃檗宗，在彼此溝通交流的舞台，佛教始終扮演著積極的作用；中韓之間亦然，在朝鮮崇儒抑佛政策大行其道以前，曰佛教為兩國相互觀看交流最重要的平台殆無疑義，新羅金地藏、《高麗大藏經》等相關故實已然膾炙人口。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一般認為，人間佛教是近代以來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潮，人間佛教的概念最早由太虛大師（1889-1944）正式提出，其弟子印順（1906-2005）進行了系統闡釋，此後，佛教界以人間佛教為旗幟，大力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人間佛教無論是在理論、修行還是戒律僧制方面，都與傳統佛教存在諸多差異。教界與學界對這一問題已經進行了數量眾多、質量精深的研究。有學者總結道：「與傳統佛教相比較，人間佛教由重生死、重出世轉為重現實人生、重入世，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現世淨土。」
《禪苑清規》中禪、淨與律學思想的互動
《禪苑清規》又稱《崇寧清規》，由北宋禪師長蘆宗賾集成，創於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因為今存的《禪門規式》尚不能稱為一部完整的清規，所以《禪苑清規》可說就是最古的清規了。如此，《禪苑清規》的價值也就不言而喻，它是我們研究禪宗清規的一個門徑，後世所造之清規無不與它有莫大關係。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法華經》在中國―思想．傳譯．實踐．文化
《法華經》是形成於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一部重要經典，富含深刻的教義思想、宗教信念與修行指引，明白說理與譬喻故事交織巧妙，為各個歷史時代的大乘行者提供豐富的思想與實踐資源。這部經典所述法義就當時的佛教學說脈動而言，具有創新思想的意義，激揚教理論辯與發展，對整體大乘佛學產生深遠影響。《法華經》義理精妙，敘說生動，富文學趣味，在思想、修行、文學、藝術等面向，為中國佛教與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源。在思想維度，道生、法雲、智顗、吉藏、窺基，及歷代許多佛門大德留下解義精湛的注疏，成為後人理解經義的資源。在修行層面，高僧傳記留下許多僧人修持《法華經》的事跡記載；天台學系發展依於此經的止觀與禮懺法門；還有多種關於此經的弘傳記與靈驗記。文學與藝術方面，此經本身具備文學性，教說與譬喻成為歷代文人經常援引的題材；二佛並坐、觀音形象、譬喻故事，在中 國佛教藝術作品中生動呈現。《法華經》的多元展現樣貌是中華佛教文化的一個重要構面。
青年星雲與戰後台灣佛教―以《星雲日記》所述第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為例
戰後台灣佛教，隨著大陸緇素來台，進入一個新的變局。中國佛教會（以下簡稱中佛會）於1950 年在台復會，在戒嚴時期壟斷管理佛教的權力，成為台灣佛教的最高組織。1952年首度改選，舉行第二屆全代會，以解決組織的法理問題，並進行權力重組。年輕的星雲大師（下稱青年星雲）參與了此次二屆中佛會全代會，於會議結束後，在其日記裡記錄了參與歷程，是與會者的一手資料。透過他敏銳的筆觸，可知當年修法角力之情況與核心權力轉移之變動。青年星雲於關鍵時刻，挺身化解背離僧事僧決的修法危機，有至為出色的表現。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的結果，象徵中佛會來台復會後，組織初步盤整有成，為日後發揮主導台灣佛教全局奠下立穩腳跟的基石，《星雲日記》為此一盛會留下重要的歷史見證。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其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他是一位穿梭於恆河流域的苦行僧，透過教化，吸引了 大批追隨者。其所屬時期，同時也是恆河流域歷史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此處有一大片「雨林」覆蓋，其中一隅的三角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恆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是印度次大陸「第二次城市化」的聚落代表區，根據考古遺蹟顯示，印度地區的「第一次城市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發生於印度河沿岸；「第二次城市化」則於公元前六世紀達到鼎盛期，城鎮遍布恆河盆地。人口中心區域之間的活躍貿易，奠定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基礎。
〈台灣佛教新史〉之五——清初臺灣府天后宮與海會寺僧侶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偽軍全沒，勢逼請降」，8月，施琅大軍登陸鹿耳門「赤崁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市不易肆，雞犬不驚」，施琅下令大軍登陸主要目的是「平定安集」，「納款而後，臺人即吾人」，「有犯民間一絲一枲者，法無赦」，因此「亂行，民不知兵」，鄭克塽（1670-1717）被遣入京，施琅「散其難民盡歸故里，各偽官兵載入內地安插」，並置「置郡一、縣三」（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