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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二——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一）
日本佛教各宗隨著殖民統治者來台布教發展，前後共有八宗十二派，發展的主力以禪宗、淨土宗、真宗系統為主。其中，禪宗來台者有臨濟宗妙心寺派及曹洞宗兩派。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三章——教大圓環的弘傳和發展
佛教在整個印度半島乃至斯里蘭卡的傳播運動，令人感到震撼。然而，離開印度文化及其語言境域的佛教傳統，面臨更大的挑戰。藉由「大圓環」路線，佛教的思想與實踐傳播至距離印度數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商人必經的沿海與河岸一帶，皆是佛教拓展的新據點，致使這個佛教「大圓環」的弧線涵蓋整個歐亞大陸的東南部。「大圓環」的一部分由印度西海岸延伸至印度河谷，穿越喜馬拉雅山脈的盡頭到達塔里木盆地，最後抵達長安（今西安）地帶，這是一條超過4 千英里的陸路。而與海域相連的「大圓環」路線則始於印度西海岸，環繞半島和斯里蘭卡，沿著印度東海岸到孟加拉灣，再經由孟加拉、緬甸、馬來半島的海岸線向東延展，經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向北轉到東亞的中國、韓國、日本的港口。此沿海路圓環所串連的陸地與海洋，其周長加總起來足以環繞赤道一圈，其中曲折的海岸線長達2 萬英里，是陸路里程的五倍。
「三好」感懷
說到「三好」，一般人們熟悉的是學校教育中提倡的「三好」，就是所謂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也就是在思想品德、知識學習、身體健康三個方面都達到優秀，這樣的學生就叫做「三好生」。不過，我們這裡講的「三好」，並不是學校教育的目標，而是星雲大師對佛教徒和社會各界發出的號召，要求大家都來「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使「三好」成為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從而達到淨化人心、改善社會的效果。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三）
本節來談談台南開元寺派崛起的經過。台南海會寺（即今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在北園別館基礎上修建的「官寺」之一。 從最初延聘泉州僧志中禪師及其弟子起，開元寺傳承迄今不輟。但是，約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時，其法派卻從最初的曹洞宗轉為臨濟宗，可見其法派並沒有一貫。日本殖民統治之初，其門下僧侶到鼓山湧泉寺受戒，雖也受法臨濟，但與清代之臨濟宗派屬不同支系。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五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三）
結合當時的年代背景，鈴木大拙給《日本的靈性》一書特意冠上「日本的」字樣，與其說是向讀者傳達日本主義的印象，不如說是包含了對過激的「日本精神」之反抗意味。我們可從他戰後所寫的〈新版序文〉中了解這一點。
《生活唯識》第三講―「體得」唯識
我們以為，凡是語言有所指的，就有事物的真實存在。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譬如當我們說「那裡有火在燃燒」的時候，「火」這個「語言」並沒有在燃燒，說這句話的嘴唇也沒有變熱啊！由此可知，火這個「語言」和語言所指的對象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事實，在唯識學上叫做「名義相互客塵性」。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日本殖民時期佛教教育： 臨濟宗妙心寺派（上）
日本佛教各宗在台灣殖民初期（1896-1915）所興辦的教育事業，並非針對台籍僧侶、齋友，很大一部分是對殖民「國（日）語」政策的助成，直到1915 年「西來庵事件」之後，總督府啟動全台宗教調查，與本島佛教具有歷史淵源的禪宗系統臨濟宗與曹洞宗，幾乎在同時投入興辦教導台籍僧侶、齋友的正式機構，其中的緣由，乃1916 年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布教總監長谷慈圓（1880-1918）向日本本山提出〈鎮南學寮設立申請書〉所具陳的六條理由之一。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九——殖民時期佛教文教事業之二：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所辦期刊（下）
1915 年爆發了與民間宗教有關的「西來庵事件」，日本統治者驚覺此一事件與宗教信仰不可分，謂曰：「對於本島人之本島固有之宗教，在宗教信念的深厚，實出意料之外，不僅關乎社會福利公安甚大，往往奸黠之徒乘之利用其迷信，是否是統治上不能忽視的呢？故體認此調查時勢，說明適當的措施是必要的。」1 這是台灣宗教調查政策的緣起，其中，總督府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3 月完成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最為人所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