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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佛法從眾生中求——星雲大師與人間佛教
面向紅塵的人間佛教─ 翟本瑞《紅塵中建立佛陀志業》讀後
人間佛教的孝道觀——以《阿含經》為主
早期佛教學者如陳觀勝（Kenneth Ch’en）和道端良秀等認為，孝道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後來史太朗（John Strong）利用「通俗的佛教故事」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也很重要，但他聲稱這是「佛教在通俗層面向婆羅門教孝道倫理的妥協」。另一方面，邵朋（Gregory Schopen）主要以印度佛教的碑文和銘文為資料進行研究，也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很重要，但指出，孝道的教導與實踐在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中找不到證明。本文中，我們從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主要是巴利文的五部尼迦耶和中譯的四阿含經中，找出許多與孝道有關的段落和經文，由此證明孝道是早期佛教倫理教導的重要部分。
星雲大師的辦學理念及其貢獻——以慈惠法師擘劃籌建為核心之探討
佛光山慈惠法師（1934- ），宜蘭人，1956 年禮星雲大師剃度出家，主要協助星雲大師辦理文教事業。「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文教事業是佛光山在弘揚佛法上的主要宗旨之一。佛光山的系統大學，如台灣南華大學與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等5 所大學；以及普門中學、各級叢林學院，都由星雲大師指導、慈惠法師擘劃籌建。她是日本大谷大學文學碩士、日本國立京都大學研究員，曾任佛光山教育院院長、中國佛教研究院院長、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普門中學校長、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普門雜誌》發行人、佛光出版社社長、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等要職，對於辦學具有高度理念。本文主要研究她如何運用星雲大師的辦學理念，以見人間佛教的布教內涵及其實效。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六——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四）
這次要談的是苗栗大湖法雲寺派。苗栗大湖法雲寺之建立者覺力和尚（1881-1933）來自鼓山湧泉寺，原籍廈門鼓浪嶼。他於民國初年來台，得力於首徒妙果和尚（1884-1963）的協助，並在功德主劉緝光、吳定連等鄉紳的護持下，於苗栗大湖開山建寺。後妙果和尚又於中壢創建圓光寺，同時以法雲寺及圓光寺為中心，影響力遍及全台，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法師、台北五股凌雲寺本圓和尚、台南開元寺傳芳和尚、高雄阿蓮大崗山義敏、永定和尚，同為日本殖民時期深具影響力之禪宗大法派。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發生甲午戰爭，清廷大敗，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然台民不服，紛紛組織抗日義軍周旋，日本出動包括近衛師團在內超過二個師的兵力4萬餘人。
〈台灣佛教新史〉之五——清初臺灣府天后宮與海會寺僧侶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偽軍全沒，勢逼請降」，8月，施琅大軍登陸鹿耳門「赤崁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市不易肆，雞犬不驚」，施琅下令大軍登陸主要目的是「平定安集」，「納款而後，臺人即吾人」，「有犯民間一絲一枲者，法無赦」，因此「亂行，民不知兵」，鄭克塽（1670-1717）被遣入京，施琅「散其難民盡歸故里，各偽官兵載入內地安插」，並置「置郡一、縣三」（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台灣佛教新史〉之四——明鄭時期的逃禪「遺民僧」與禪派
自清順治十八年（1661）遷界令頒布後，中國沿海各省淨空數十里，以防堵百姓與鄭軍接觸，史載：「成功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闢汙萊。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尋覓海外長治久安以抗清之地，台灣成為鄭成功之首選。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發展（二）
日本殖民時期，淨土宗來台傳教主要有兩支，一是淨土宗鎮西派，一是淨土宗西山派。鎮西派是以從軍僧身分來台，約在1895年6 月；西山派屬深草流（派），其來台時間大約不晚於1896 年11 月。一般研究通常以鎮西派為主，西山派由於教勢較弱，幾乎未受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