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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詮釋之意義與價值
2019年春節前收到了佛光山寄來的星雲大師著《佛法真義》3冊，利用假期仔細閱讀，品味並讚歎大師一生為弘揚佛法而四處奔波，對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的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佛法真義》既是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性詮釋，也是其所推行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真實寫照。
神祕帷幕的剝離與人間佛國的踐行——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感
眾所周知，星雲大師對佛教之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15 年程恭讓先生就撰寫了一篇〈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從「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創建高素質與規模化的人間佛教僧團」、「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佛教國際版圖的大幅拓展」等十個面向進行了全面闡述。而本文只想就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大作，談談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從星雲大師對「四句教」的使用，弟子對「四句教」的賡續，學者對「四句教」的重視，均可見「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的？「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星雲模式」還是「星雲現象」？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片論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常被稱為「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但是，把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歸納為某種「模式」的做法中潛藏著「模式化」的危險。事實上，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並不是某種現成的「模式」，而是一種現象學意義上的「現象」，是星雲大師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現身世間，展開活動，與世間萬法發生現實關係，並造成世間之持續變化的相續顯現。本文進而從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定義和他「對人間佛教的體認」兩個方面，對「星雲現象」進行深入的分析，認為「人間佛教」就是「人間」與「佛教」之間的充滿創生活力的本源性聯合。
從《貧僧有話要說》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最近期論定學說
《貧僧有話要說》是星雲大師二○一五年創作並出版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在大師迄今近三千萬字的著述中，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這是大師因應近期台灣媒體對於慈濟功德會的指責，奮起為當代佛教護教的著 作，著述的特殊因緣使得這部著作具有鮮明的主題，具有高度的現實性及針對性。其二，這部著作也是大師臨近九十高齡口述記錄的一部著作，它非常系統地記錄了大師最近期的學思，因而是可以反映及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最近期論定學說的一部重要著作。
人間佛教的佛陀觀——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探討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佛陀是人不是神，這原是無庸置疑的，然而二千多年來，由於人們對佛陀的懷念、信仰以及政治、文化、社會背景各種因素，致使佛陀逐漸被神格化，成為一位萬能的神，佛教也發展出多佛多菩薩的信仰。在文化發達、理性發展、全民教育普及的二十一世紀，正確的佛陀觀是建構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的重要核心，正如星雲大師1953 年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即提出「知道佛陀，才能認識佛教！」佛陀觀的理解，影響佛教的修學體系、未來發展。本文擬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來探討人間佛教的佛陀觀。
《釋迦牟尼佛傳》人間佛教思想的表現
星雲大師所著的《釋迦牟尼佛傳》完成於1955 年。數十年間，該書一版再版，不斷重印，深受讀者歡迎。誠如大師所說：「在佛陀傳記如雨後春筍的今天，拙作之所以願意重新印行，是有原因的。」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本佛教史傳的撰寫蘊含了大師「人間佛教」的理想。通讀全書，我們不難發現「人間佛教」的思想理論幾乎隨處可見。
從「持戒」到「給人因緣」——《佛法真義》與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
人間佛教乃是當代漢語佛教的主導形態，其中，由星雲大師領導的台灣佛光山系統，是世人公認最為成功的典範。筆者曾撰文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不是星雲大師一人之思想，而可視為是全球化時代漢語佛教對現代性的一個「集體性」思想應對，故有其新的佛教形態學的意義。從規範性的角度說，此一新的佛教形態學即是「佛教仁學」，乃是人間佛教行者基於佛教的般若智慧與慈悲精神，將中華「仁學」原則自覺地接納，進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最徹底地貫徹落實之的形態表現。對於「佛教仁學」形態的有效性、局限以及未來發展，自然仍有討論的空間，這裡，筆者擬結合星雲大師新著《佛法真義》，特別圍繞大師對「持戒」與「給人因緣」的詮解，對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再作一申論。
僧團‧ 教團‧ 社團——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機制研究
始於二十世紀初的佛教革命思潮影響深遠，一定程度上，它預示了整個二十世紀人間佛教思想變遷的基本問題。 民國初年，佛教革命的領軍人物，當屬太虛大師。太虛關於佛教「三大革命」的提出，吹響了近代中國佛教革新的進軍號。此前雖有佛教革命之提倡，比如華山、棲雲、蘇曼殊等，曾經提到面對劇烈變革的形勢，「佛教非速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但這些提法均無明確的改革方向。至太虛大師「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的提出，則使當時中國佛教界有了前進的方向和目標。在其影響下，許多有志於佛教革新的仁人志士們先後提出了改革佛教的具體設想。
人間佛教的倫理性與社會意義
人間佛教是繼惠能「六祖革命」以來，中國佛教史上又一次的重大革新。應該說，這次革新奠定了中國佛教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繼太虛大師後，法舫、大醒、慈航、印順法師與趙樸初居士等人，在太虛大師的基礎上，將人間佛教思想作了系統、深入、全面的分析與闡述，是人間佛教思想得以進一步推動與發展。進入二十世紀六○年代，星雲大師更是將人間佛教思想從理論的建構模式之中轉化至社會實踐的過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