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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佛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依佛、法、僧三寶為核心而形成獨特的信仰、思想、制度的傳統；同時，作為宗教實體，在歷史傳播與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從而在社會、文化領域形成重要的影響與力量。因此，從「佛教整體」出發，根據「佛教」的內涵與外延，佛教研究必須從佛教、佛教與社會、佛教與文化三大層面，進行全方位、立體、綜合的探討。一、從佛教自身來說，典籍、信仰、思想、制度構成四大研究領域；二、從佛教與社會來說，政治、經濟、慈善公益、社會生活成為四大研究領域；三、從佛教與文化來說，佛教文學、藝術、建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覺悟」與「三大轉向」——〈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解讀
本文係筆者在第四屆人間佛教座談會上的發言〈全球弘揚人間佛教的優勢在哪裡？〉之續篇。星雲大師〈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一文雖短，卻是年屆九旬之時，對自己一生倡導與踐行人間佛教的總攝，含蘊極豐，多言常人之不敢道。筆者經進一步研學，謹依據佛教根本義理，綜貫地加以詮釋。為使相對於佛教信眾而言的更廣大的讀者也能理解，在此之前，有必要把宗教學的基本概念如「信仰」、「自我」、「神聖性」等作一梳理。因為顯然，中文話語系統中依據星雲大師之論述，與西方主流話語系統中依據對基督教與原始宗教的研究所推衍出的一般認知之間，存在著差異。
人間佛教的佛陀觀 ──以《阿含經》為主分析佛陀的人格(上)
本文以《阿含經》為主，來討論釋迦牟尼佛的人格。一般來說，印度是一個神祕的國度，印度人也崇尚神祕。他們以修行各種不同的禪定與苦行，來追求與神祕的大梵結合，或者與人們難以理解的、絕對的、最高的真實結合。所以印度人的思想發達，這就是為什麼印度產生這樣多宗教的原因。
《寂然上人碑》拓完整面世 見證亂世棲霞寺大愛
綠茵場上的修行者
修行路上
當代漢傳佛教中菩薩戒與毗奈耶的相容性——兩岸比較研究（上）
菩薩思想自中世紀以來就穩步發展，成為漢傳大乘佛教的主要特徵。承襲大乘佛教傳統的比丘和比丘尼在三壇大戒戒會中也會受持菩薩戒；換言之，兼受菩薩戒與比丘／比丘尼戒兩種律儀，是大乘佛教出家僧人的顯著特徵。這一情況延伸出值得探討的議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當前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中國僧侶對於菩薩戒的認知、理念及其相關實踐為何？雖然這兩個地區根源於相同的漢傳佛教傳統，修行、實踐方式等仍有些許不同。再者，這項長期、跨兩岸的比較研究，也揭示佛教戒律與菩薩思想之間潛在的矛盾與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