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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與個人命運
拙文〈創造人類眾生命運共同體：業報緣起論的觀照〉，論證了共業與別業關係與「惡必有惡報」，本文為其姐妹篇，與「三好」緊密連繫，旨在論證「善有善報」，及其與悲智雙修，改善別業，從而改善個人命運的關聯。社會行為分析把人的行為區分成由本能、習俗習慣、情感、理智驅動四大類，這一分析與業報緣起論相結合，充分揭示了其中除了悲心造善業、智慧成就善果之外，個人的日常行為大多皆是果報難以確定的無記業，又至少失誤了一次人生轉捩窗口，難怪命運多舛。運用智慧去改善個體命運，應在當下緊緊把握少年求學、青年求偶、中年成就事業、老年安詳捨離的窗口期，參與三好的過程也就是站在了善人、善知識及貴人聚集的路口，這些窗口路口看似平平無奇，卻關乎命運轉折，最宜珍惜。命運的「吉」，正是「三好」的好，衍為恰好，即中道智慧體現。「凶」，即「無記」難預知的災、病、禍等，其中由自然力造成之天災憑藉科學技術知識亦能消減，而要消減由人類眾生宿業造成的病、禍，且轉禍為福，只能靠悲智雙運，這就是好命所在。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佛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依佛、法、僧三寶為核心而形成獨特的信仰、思想、制度的傳統；同時，作為宗教實體，在歷史傳播與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從而在社會、文化領域形成重要的影響與力量。因此，從「佛教整體」出發，根據「佛教」的內涵與外延，佛教研究必須從佛教、佛教與社會、佛教與文化三大層面，進行全方位、立體、綜合的探討。一、從佛教自身來說，典籍、信仰、思想、制度構成四大研究領域；二、從佛教與社會來說，政治、經濟、慈善公益、社會生活成為四大研究領域；三、從佛教與文化來說，佛教文學、藝術、建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覺悟」與「三大轉向」——〈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解讀
本文係筆者在第四屆人間佛教座談會上的發言〈全球弘揚人間佛教的優勢在哪裡？〉之續篇。星雲大師〈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一文雖短，卻是年屆九旬之時，對自己一生倡導與踐行人間佛教的總攝，含蘊極豐，多言常人之不敢道。筆者經進一步研學，謹依據佛教根本義理，綜貫地加以詮釋。為使相對於佛教信眾而言的更廣大的讀者也能理解，在此之前，有必要把宗教學的基本概念如「信仰」、「自我」、「神聖性」等作一梳理。因為顯然，中文話語系統中依據星雲大師之論述，與西方主流話語系統中依據對基督教與原始宗教的研究所推衍出的一般認知之間，存在著差異。
人間佛教的佛陀觀 ──以《阿含經》為主分析佛陀的人格(上)
本文以《阿含經》為主，來討論釋迦牟尼佛的人格。一般來說，印度是一個神祕的國度，印度人也崇尚神祕。他們以修行各種不同的禪定與苦行，來追求與神祕的大梵結合，或者與人們難以理解的、絕對的、最高的真實結合。所以印度人的思想發達，這就是為什麼印度產生這樣多宗教的原因。
《寂然上人碑》拓完整面世 見證亂世棲霞寺大愛
綠茵場上的修行者
修行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