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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三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一）
近年終於看到了關於鈴木大拙（1870-1966）的批判性研究，不得不說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過去大家把鈴木視為偉大的思想家、宗教家和學者等，把他視為聖人，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種不可批評的傾向。 誠然，學習和繼承先人的偉業非常重要，不過，為了讓其真正典範永傳，就必須進行開放性的學術批評與討論，釐清哪些部分才是經得住歷史考驗而能流芳百世。拙見以為，關於鈴木大拙的批判性研究之時機已逐漸成熟。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我曾經在數年前所發表的〈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一文中，提出相對於「現化性」的「人間性」概念，但同時也區別「人間性」這個概念有同亦有異於啟蒙運動的「人文」（humanity；也可譯為人性）之處，最後我界定人間佛教的性格為一「批判性的人文主義」。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四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二）
近年來關於鈴木大拙最多的討論就是這個問題。其中，Brian Victoria《禪與戰爭》中的批判最具代表性。他的批判非常嚴厲，但也有人提出反駁，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尤其是佐藤平（顯明）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反駁。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本文從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一些觀點的批判出發，剖析了近現代佛教研究所秉持的西方範式的盲點和誤區，特別是作為其思想背景的西方文明觀的偏頗之處，進而分析了「佛教文明觀」的歷史依據，並指出包括「佛教文明觀」在內的多元文明觀對理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性，對探討「文明交流與互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人間佛教的修行 ——以星雲大師「四給」思想為核心的探討
人間佛教經過百餘年的構建和實踐，已經成為佛教在現代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形態，這一點已經成為學界和教界的共識。但是，對於人間佛教修行觀及其修行實踐的批判仍舊不絕於耳。本文以佛光人工作信條―四給思想為核心，認為，四給是一個邏輯起點即其實踐起點（信心），既注重當下（歡喜）又指向未來（希望），以與般若相應的方便貫穿其中的嚴密框架。這個框架以「給人」為導向，把修行置於工作和生活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性。並因此認為，人間佛教的修行並不排除自修和共修，甚至說還相當重視共修的意義和修行方式，但是在此基礎之上，人間佛教更加注重眾中的修行，更加注重在眾中、在結緣中、在服務中檢驗自修和共修的成果，努力打破「把方法當成清靜之所」，從而超脫出「自己腦袋創造出的修行的那個境界」，因此提倡各種社會運動，社會活動也在此意義上而具有了修行的價值。
人性靈魂的自我批判——談夏目漱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