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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南詔的十一面觀音信仰
觀音信仰文化深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洱海區域歷史悠久的觀音信仰傳統與中原的觀音信仰有密切關係。《南詔歷代國王禮佛圖》是張勝溫所畫《梵像卷》中唯一一幅繪有南詔諸王禮佛場景的畫像，它反映了南詔王室自羅晟開始崇奉十一面觀音的歷史。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以國家守護神的形象受到普遍崇奉的十一面觀音信仰傳入南詔。南詔在原有的觀音信仰的基礎上，借著天寶戰爭的契機，將具備「護國神」地位的十一面觀音作為南詔整合地方部落的神靈加以供奉，由此也決定了兼具般若智慧和大悲精神的觀世音在洱海區域信仰結構中的地位和影響。
機遇．挑戰．抉擇——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如果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放在當代整個人類文化變遷格局之中進行觀察，我們會發現，人間佛教是對佛教戰略地位及其時代挑戰與歷史機遇進行深刻反思之後的智慧抉擇。如果再將這種抉擇放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尤其是中國佛教發展史當中進行縱向的觀察，我們則發現，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又一次重大轉型，並與前兩次重大轉型遙相呼應，形成中國佛教的一種內在歷史軌跡。
人間佛教下的叢林光影 ─清規制度的中國化與實踐意涵
禪宗叢林制度的創立，可以追溯到佛陀時代的僧團傳統，僧侶在共住共修中秉持清淨和合的戒律生活。中國唐代，馬祖道一開創叢林，百丈懷海制定清規，使寺院生活逐步擺脫單純依賴印度律儀的模式，轉化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清規制度。此制度結合儒家禮樂精神與中國宗法倫理，強調僧團自治、職事分明與和合共住，不僅維護了僧團秩序與修行品質，也適應了歷代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遷。 進入現代，「人間佛教」理念強調佛法入世、關懷社會，為叢林制度注入新生，使其由山林閉鎖走向都市弘化，由靜態規範轉化為動態實踐。本文透過歷史演變與制度分析，探討叢林清規如何在保持佛法核心精神的同時，融入中國文化並因應社會需求，進而體現佛教跨文化傳播與本土化調適的典範。透過叢林制度於現代教育、社會服務、文化轉譯中的光影流轉，本文旨在呈現其制度轉型與宗教實踐的時代價值。
佛教和中國文化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問題，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討論的「熱門」論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是這「熱門」之中的興奮點。對於這次討論，我了解不夠，考慮也不太成熟。但我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成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佛教中的「魚王」
佛教創自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海洋文化有不可分的連繫，通過對大海中的魚王敘事，為信眾勾勒出一個體積碩大、力量強大的魚王。從佛教於印度創生開始，到大乘佛教廣泛流行，這些魚王的敘事始終沒有斷過，除了成為慈悲利生的榜樣，更多的目的還在於引人入善，走上正道。中國文化中也有類似魚王的描寫，這是因為二國有同樣背景的海洋文化，故而想像出引人入勝的魚王敘事。在佛教經典與教義理論中，尤其是後期佛教中，魚王的身分發生變化，神祕光環越來越少，其出世性與救世性愈淡，破壞性則愈強，此為人們對魚王認識的變化規律。本文試圖揭載佛教裡的魚王功能及其變化，以饗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