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綜合報導
由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辦人間佛教座談會,為21世紀人間佛教高峰論壇。此座談會始於2014年6月13-15 日,同年12 月12-14日舉辦第二屆,旨在關注百餘年來佛教改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及佛光山僧團全球弘法實踐的寶貴經驗,邀請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如柏克萊大學榮譽教授 Lewis Lancaster、東京大學榮譽教授木村清孝、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賴永海教授、美國田納西大學宗教與亞洲研究所名譽教授 Miriam Levering 等數十位教授學者。並邀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學者暢談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大師指出人間佛教與自己、他人、社會、國家的關係是「家國為尊、生活合理、人事因緣、心意和樂」,會後並將學者發表之高見結集《開放》及《人間佛教宗要》二本書。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神祕帷幕的剝離與人間佛國的踐行——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感
眾所周知,星雲大師對佛教之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15 年程恭讓先生就撰寫了一篇〈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從「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創建高素質與規模化的人間佛教僧團」、「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佛教國際版圖的大幅拓展」等十個面向進行了全面闡述。而本文只想就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大作,談談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大乘」觀念的嬗變與人間佛教的圓融特質
大乘佛教,一般認為是隨著《般若經》等大乘經典的出現而興起的思潮,時間在公元前後。在古代印度,大乘與被貶為小乘的阿毗達磨佛教之間,在教義面上雖然界限分明,但在教團生活中,信奉和研習大乘經論者,同樣信奉原始佛教以來的佛教戒律,與部派佛教信奉者一起生活,並不存在獨立的大乘佛教僧團。
試析人間佛教誦經的深義
人間佛陀的教導能綿延至今,全拜經典之流傳不輟,現今不只中國佛教仍保有經典的諷誦,乃至南傳佛教、藏傳佛教、日本佛教等僧團,都將之列為日常修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項功課。佛世時的誦經,隨著時間、空間及風俗文化的差異,各自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雖然如此,諷誦經典卻從未於僧團修行中消失匿跡,顯然誦經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與功用存在。
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
我從小就皈信佛教,在僧團裡,每天早晚課誦、逢人見面,都要稱念「阿彌陀佛」,好像佛教的教主是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已經退居到佛教的幕後。 後來,我知道太虛大師等人,都是倡導人間佛教,人間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我才恍然明白,佛教的中心領導者,應該是釋迦牟尼佛。所以我曾經在年輕的時候,也不自量力的寫過《釋迦牟尼佛傳》,就更進一步的知道,佛陀是人間佛教的教主,也是我們信仰上的領導中心。
略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人文精神
「人間佛教」的概念最早是由民國時代佛教革新運動的宣導者太虛大師提出來的。太虛大師目睹清末以來中國佛教的衰敗落後,主要表現為寺廟常常依賴經懺法事―超度亡靈的收入來維持僧團的生存,也就是說,當時的佛教是為「鬼」和「死人」服務的;而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本來是為了解決人生問題,要為活人服務,與世俗社會緊密聯繫,亦即「成佛在人間」,「人成即佛成」,因而積極宣導「人間佛教」運動。
僧團‧ 教團‧ 社團——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機制研究
始於二十世紀初的佛教革命思潮影響深遠,一定程度上,它預示了整個二十世紀人間佛教思想變遷的基本問題。 民國初年,佛教革命的領軍人物,當屬太虛大師。太虛關於佛教「三大革命」的提出,吹響了近代中國佛教革新的進軍號。此前雖有佛教革命之提倡,比如華山、棲雲、蘇曼殊等,曾經提到面對劇烈變革的形勢,「佛教非速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但這些提法均無明確的改革方向。至太虛大師「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的提出,則使當時中國佛教界有了前進的方向和目標。在其影響下,許多有志於佛教革新的仁人志士們先後提出了改革佛教的具體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