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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白話文運動背景下的胡適與星雲大師—以佛教語言現代化為焦點
中國禪學之發展
《中國禪學之發展》這個題目,中國從來沒有人很清楚地研究過。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穀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為最完備、最詳細。 凡是在中國或日本研究禪學,無論是信仰禪宗,或是信仰整個佛教,對於禪學,大都用一種新的宗教態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懷疑,這是第一個缺點。其次則缺乏歷史的眼光,以為研究禪學,不要注意它的歷史,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就是材料問題。禪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後來附庸蔚為大國,替代了中國整個佛教。中國現在所有關於禪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後的;其實禪宗最發達的時代,是西元七世紀末到十一世紀―約從唐武則天到北宋將亡的時候,這四百年中間,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難找;正統派的人,往往拿他們的眼光來擅改禪學的歷史。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
九山禪門實義——稟答胡適先生遺囑
近代禪學建構與現代化敘述:關於人間佛教研究未來發展的思考
本文擬對近代以來,關於臨濟及其《臨濟錄》的研究作為例子,對近代禪學建構中, 表現在方法論上的「現代化敘事」傾向進行反省性檢討。其中,具體擬以胡適和柳田聖山 的研究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同時期望通過本文的探討,能夠對人間佛教研究的未來發展提 供一些思考。
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
關於 <永嘉證道歌> 的年代與其作者的問題,一直受人懷疑. 近代的胡適先生,曾於法國巴黎發現與證道歌相同之《禪門秘要決(訣)》,而其上所題之作者為「招覺大師一宿覺」. 故胡適判斷此招覺大師年代應在晚唐 (836 ~ 906年) 或五代 (907 ~ 959年) 之時,至於一般傳說與慧能同時之所謂永嘉玄覺禪師,則屬烏有之人. 而日本宇井伯壽則亦考察《祖堂集》等資料,將證道歌定為西紀750 ~ 800間的產物,並仍認其為玄覺所作. 關於證道歌的究為何人作品,作者以為「招覺大師」之「覺」字恐是「賢」字之誤. 若真如此,則招賢大師即景岑和尚. 作者於文中,就景岑和尚的作品及其語錄做比較,舉出十二點來說明其與證道歌間的密切關係。
星雲大師文學觀研究
星雲大師的文學作品觀以古典主義為價值標準,追求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真善美的統一。大師認為文學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該觀念與大師的佛教立場息息相關,同時又有著胡適的影響在內。在創作觀方面,大師將生活作為文學創作的源頭活水,並認為文學作品應包含作家自我的思想與情感,以胡適的相關思想為中介與中國傳統的「感物」說以及「言志」、「緣情」理論相接。在寫作策略上,大師比較不注重靈感,肯定勤奮在創作中的作用,將創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大師極為重視文字般若,並以其獨特方式超越了做「第一義」之不可說的言義矛盾。與此同時,大師認為文學具有著豐富的生活價值,這一生活價值既根源於文學所具有的工具性質,能夠給予人知識與眼界,同時亦可修身養性、變化氣質。除此之外,文學還可「以教代刑」,是對佛儒二家思想的融合。大師的文學觀念是一個有機的思想系統,這一系統以古典主義為基本精神,以佛教為立足根本,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價值指歸,以佛學思想、胡適思想與儒家思想為主要理論資源。大師深諳「善巧方便」的不二法門,將各家思想融於一體,形成了與其人間佛教思想相輝映的文學思想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