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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福」與 「圓滿」——「人間佛教」的跨宗教文化整合與歐洲「佛光會」的使命
在當今全球化加劇、跨宗教文化交流日趨頻繁的今天,「現代性」面臨危機,其合法性不僅遭受質疑,且需要在一更大的全球文化視角下審視。職是之故,在當代處理東西方思想文化之整合,對中國思想傳統予以擴解之時,我們當有一新的思路與一更宏大開放的視野。對此,由星雲大師開創的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值得我們作深度的理論反思。如果我們對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定位不限於其對明清「經懺佛教」形態的反思,而更著眼於其對漢語佛教空間場域形態的突破,則在很大意義上講,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成功,乃是緣於其自覺或不自覺地展開了一有效的跨宗教文化整合,參與到全球文化的建設發展進程中。換言之,「國際化」是人間佛教的必然發展。即如星雲大師所說,「我們成立國際佛光會的目的,就是要將佛法落實在人間」。就此來看,相對於現代新儒學,佛光山「人間佛教」之思想建設自有其特別之考慮。
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
本文透過對「批判、圓融、會通」三種思考活動的解析,闡釋在佛教歷史傳統中即已具有的「人間性」。此一「人間性」的特色,即在於透過面對人間事物的思考活動,以安立其在於佛教解脫活動的位置,它們說明了佛經中「諸佛出世間」的理由與例證。 現代人間佛教的佛教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批判、圓融、會通」三種思考在佛教歷史上之進行及所成立的理論。除此之外,當然人間佛教之出現也有中國佛教回應現代化要求的理由,是佛教在現代歷史中進行自我省視及改革的結果。然而,人間佛教進展至當代,人間佛教可重新思考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文化的「現代性」的問題。經由一種交互省思的過程,筆者認為可藉重佛教「人間性」的「批判、圓融、會通」三種思考活動的既有成果,來豐富「現代性」之內涵,重新思考「現代化」之目的;當然佛教也必須檢視其現代化的目的及理由,不可一味的以現代化為足夠的目標,而不謹慎面對佛教現代化所會引入的現代性的問題,乃至遺忘佛教自身解脫之要求。 當人間佛教完整地面對「人間性」與「現代性」之問題,並且正確掌握其含義,理解限制並改正問題時,人間佛教的哲學理論,始能充分完整地被正式建立,從理論與理踐上實現「人間佛教」為當代中國佛教史的真正代表。
從現代人類文明與現代性的視野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地位
星雲大師值得我們去緬懷。很多佛教研究者都讀過很多佛教史,在心中,想必都與諸高僧大德有過交談,但是隔著歷史的面紗,未曾謀面,缺少一種真實的感受。星雲大師則不同,他是當代的高僧,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曾切身聆聽過大師的教誨,這種感受是不同於閱讀史書的。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社會思想芻議
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宣導者和實踐者。星雲大師在數十年的弘法利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了系統的佛教社會思想,內容涉及社會各個領域。本文選擇星雲大師的政治觀、家庭觀、教育觀進行初步分析,探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社會思想的理論創新與實踐開展,彰顯人間佛教的現代性意義,從而促進佛教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人間佛教生死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
本文以佛光山為個案,從生死學視角出發,分析星雲大師針對生死問題的全面開示,研究人間佛教的發展特色。研究發現,人間佛教具有較為特色和系統的生死觀與解脫觀,並已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構建。星雲大師對安樂死、自殺、墮胎和器官捐贈等生命倫理問題都有深入闡發,既彰顯了佛教本具的智慧與慈悲,也顯示出巨大的開放性。在生死學的實踐領域,佛光山積極投身臨終關懷、喪葬服務、災難救助、生死教育的研究和推廣工作,突破了佛教的傳統形式,體現出佛法的行願、實用性和現代性。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的現代化研究
本文使用宗教現象學研究奠基者布里克(C. Jouco Bleeker)的宗教現象學方法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的現代化問題。布里克通過研究宗教的理論含義(theoria)、自身邏輯(logos)和實現(entelecheia)把握宗教的內在本質和現實中宗教的外在形式變遷。本研究將「菩薩教法」視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核心,而「菩薩」又是「菩薩教法」的核心概念。通過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理論(theoria)中「菩薩」的相關概念論述來揭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菩薩特點。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修學實踐的進路:四弘誓願、四無量心、四攝法、六波羅蜜顯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修行進路現代化的內在邏輯(logos),以現代化實踐維度的實現(entelecheia)突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現代化菩薩行的維度、標誌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持續發展的動力。通過這三個中心範疇的聯繫整體顯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的現代性轉化。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佛教「福慧雙修」思想的現代性意義
佛教必須人間化與現代化,當代大德已有不少闡發。然而如何將佛陀人間佛教之本懷,系統性地、理論性地做一整理,則仍存在尚待努力之空間。也就是說,人間佛教的追求與理 想,不能只是道德性的、應然性的勸說,尚必須從理論上做一實然性的、必然性的論證。若只有應然性的勸說,而無實然性的證明,則仍只是一種意識型態與教條。玆篇所述,旨在以佛教「福慧雙修」的觀念為主軸,論證佛教現代化、人間化的必要性以及必然性。
「社會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視角—從馬克斯‧韋伯的誤解說起
宗教理性化的概念,作為馬克斯•韋伯理想類型的研究方法之一,是韋伯宗教社會學體系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主要是強調信仰的普遍性和信仰實踐的制度化,主張信仰的除魅,主張宗教信仰的社會實踐形式,並非某些特定個人的精神優越和信仰特權,而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無論何人都能夠基於信仰及其實踐方式,得以進入現實社會、日常生活。它的基本內涵,就是要求在信仰體系面前一視同仁,不分貴賤地共同覺悟。 佛教之相較於基督教,無論在信仰的選擇層面,還是在崇拜體系的構成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差異。可是,就宗教社會學的基本學術宗旨而言,它關懷的往往不是信仰以及信仰什麼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體系能夠對現實社會發生何種影響的問題,一種宗教信仰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路徑及其結果問題。 本文試析佛教的理性化問題,並不源自於西方基督教現象,而是中國人如何處理國家與個人信仰、社會與宗教構成、佛教信仰如何能夠進行社會實踐等現代性問題,而不局限於個人冥想、私人修持、覺悟自證。同時,這也關係到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方法論,是關涉到中國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及其模式的重大問題。
星雲大師「行佛」思想研究
「行佛」論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修行觀的重要核心觀點。「行佛」強調行佛所行、實行佛事,揭櫫了實踐、入世、自覺、普濟的人間佛教要義,折射了星雲大師思想的整體傾向和當代人間佛教的精神主旨,是當代人間佛教運動中關於修行和解脫理論的重要表述。從整個佛教思想史來看,「行佛」思想是循著佛教中國化、禪宗生活化以及佛教人間化的內在線索進一步發展而來的,是對傳統佛教修行觀的發展和創新。在現代性語境中,如何實現神聖與世俗的平衡和融合,如何推進傳統宗教在修行實踐上與現代世界更為緊密的契合,星雲大師的「行佛」論提供了典範性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