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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發生甲午戰爭,清廷大敗,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然台民不服,紛紛組織抗日義軍周旋,日本出動包括近衛師團在內超過二個師的兵力4萬餘人。
人間佛教的示現——台灣安寧療護佛教宗教師的臨終關懷之道
自1990年台灣在醫療體系成立安寧療護(hospicecare)方案起,迄今已邁入第二十四個年頭了。這個最早源自英國、針對末期病人所提供的緩和照顧(palliativecare)體系,不僅已被世界衛生組織(WHO)納入正統醫療體系,並在全世界進步國家中逐步推廣擴散。歷經長期的努力,台灣安寧療護的品質蒸蒸日上,於2010 年《經濟學人》一份對全球臨終照護的評鑑報告中獲得肯定。該報告指出:台灣的安寧療護品質,在全球四十個富裕國家中,整體排名世界第十四,亞洲排名第一, 甚至比台灣更早發展安寧的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家還要前面。這份帶有高度人文關懷意涵的醫療成就,可以說是另類的的台灣奇蹟。
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
佛學研究與方法論——對現代佛學研究之省察
本文之目的主是對現代佛學研究的各方面表現,以方法論為線索,而加以考察,作一反省,以評其得失. 而題中所說的「現代」,則是指1820. 1830年代以來,日本與歐美方面的學者而言,其中亦有涉及印度與中國方面者. 至於在結構處理上,作者則先義界了佛學與佛學研究及佛學方法的不同,以標明其討論的對象. 繼而列舉了:一. 文獻學方法. 二. 考據學方法. 三. 思想史方法. 四. 哲學方法. 五. 維也納學派之方法. 六. 京都學派之方法. 論述其意義,作用及限制,並評其得失. 間或列舉歐美,日本學者在此方法上的研究成果,或敘述某一學派的歷史發展,最後並附帶提及了佛教的實踐修行法。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傳譯之研究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的譯者,有二種說法:一者認為是般剌蜜帝等譯出; 另一說法則為懷迪所譯. 此經有二譯人署名的情形,顯示其傳譯極為可疑. 而作者探究此二署名的由來又皆不實,故推斷有關此經為翻譯之作的說法不足採信,可能係一偽作。 此經在中國向來被認為是真典,但在日本最初由普照請來此經時,就已有真偽之論諍. 作者認為著述此經者以首楞嚴經作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抄出之別行經,企圖以此瞞過世人; 其附以首楞嚴之題名,亦是來自《首楞嚴三昧經》. 而其教旨也有不少是根據《大乘起信論》等諸大乘經典而來,甚至和道教思想相混和. 總此原因,作者以為此經絕非梵本之翻譯,而成書年代應在久視元年 (西元700年) 後。
景德傳燈錄之研究
本文筆者依序介紹景德傳燈錄的宗旨,性質,著者,內容,歷史價值及其在禪宗的意義. 可擇錄出下面幾要點: 一. 「景德傳燈錄」列有52世1701人之祖師名及其法系,語句,實為集大成之一種史傳書籍。 二. 其旨在傳述各祖師之禪機語句,為學人參禪研究之絕佳指針。 三. 「景德傳燈錄」雖以敘述史實方式,將師資相承關係記載下來,但對百丈以前之印度與中國諸祖師之記載,則與史實不符; 因此不可視為史傳。 但因唐末宋初禪門,以為全是史實而予採信,於是以世尊之傳燈相承說為本,而示說當時之參禪學道要諦,因此點,而景德傳燈錄,始有重視之意義。 四. 從「景德傳燈錄」所述內容,可稱上是部「禪宗概說」,是自宋以來,中國,日本之禪的主泉源,故在禪宗發展史上有極大意義。
禪宗在日本開宗立派之經過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六講: 大乘佛教的實踐——從研究的視角出發
《系列大乘佛教》全10冊(春秋社,2011-2014)是《講座.大乘佛教》全10 冊(春秋社,1981-1985)的續集。我有幸入選該系列叢書的編輯委員。該系列第1 冊的主題是 「什麼是大乘佛教」,但如何對「大乘佛教」進行定義這件事本身就是極為困難的。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二講
根據前述內容進行分析的話,日本佛教在近代似乎已經完全轉型成洛佩茲或麥克馬漢所謂的「近代佛教」或「佛教現代主義」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還有另一個被稱作「葬式佛教」的形態從近代一直存續至今。這看似與佛教的近代化相對、屬於前近代的、傳統佛教的遺留,原本應該接受近代化洗禮,但卻拖了日本佛教的後腿,故而沒有被以往的日本學界正面看待。然而,只把它看作是日本近代化不充分而殘留下來的前近代遺物,這種看法是否恰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