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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
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開創者是楊仁山居士,被人們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是在比較儒、釋、道各家學說後,多次閱讀《大乘起信論》,才「始知佛法之深妙,統攝諸教而無疑也」。他自述:「鄙人初學佛法,私淑蓮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賢首、清涼,再溯其源,則宗馬鳴、龍樹。此二菩薩,釋迦遺教中之大導師也。西天東土,教律禪淨,莫不宗之。遵其軌則,教授學徒,決不誤人。」所以他要「建立馬鳴宗,以《大乘起信論》為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論》中五位判教,總括釋迦如來大法,無欠無餘,誠救補偏之要道也」。楊仁山認為佛教理論中的常住不變的是「真如」,它緣起萬法,但「本性清淨」。「真如」是佛性,是原本就有的一種心性,因此他持「真如緣起」說。遺憾的是,楊仁山居士的願望並沒有由他的弟子們完成,反而走上另一個方向。 《大乘起信論》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佛學中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正是有了對它的爭論,掀起了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首次高潮,並且一直影響了後來的佛學研究。本文即對百年來的這方面研究作一些粗淺的介紹與綜述,不足之處,歡迎方家補足。
韓清淨居士佛教思想之特質析論
北京三時學會韓清淨居士(一八八四—一九四九)是近代唯識復興思潮與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韓氏之學後繼無人,他的佛教學術成就、佛教思想體系以及其推動的近代佛教事業,迄今尚未得到學界的關注和研究。鑒於此,本文提出韓氏佛教思想活動的特質問題,並分別從對待傳統唯識思想資源的態度,依據《深密》的三時判教模式,以「了義」釋「不了義」的教法融通觀念,以及以文本、佛意作為取向的佛教學術思想等幾個方面,對韓氏佛教思想的特質或特色作了深入而精詳的分析。
「大乘」觀念的嬗變與人間佛教的圓融特質
在中國佛教史上,「大乘」概念的內涵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而是有一個嬗變的過程。在整個南北朝時期,「大小兼學」的現象很普遍,到南北朝的後期和隋代,「捨小入大」才成為風尚,這意味著佛教界「大乘」意識得到強化。儘管如此,隋唐以後的佛教界並沒有將大乘和小乘對立起來,而是通過判教理論,力圖超越大、小乘的對立,建立所謂「一乘」的佛教思想體系。星雲大師所提倡的的人間佛教同樣提倡超越大、小乘的區隔,提倡「五乘佛法」的融和。人間佛教的圓融特質是中國佛教大、小乘相容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作為判教的人間佛教及其實踐途徑——《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讀後
一般人常會注意到星雲大師所建立的佛光山系統之宏偉,誠然,佛光山如今全球近300個道場,橫亙五大洲,這種實業成績,前無古人,稱星雲大師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最偉大的佛教實業家並不為過。但星雲大師的特色之處,不只於此,而在於他為佛教開出一條不同以往的判教原則與修行方法―立基佛陀本懷,實踐慈心三昧的人間佛教。
程恭讓細說星雲大師貢獻 善巧方便弘傳人間佛教
為題,發表其對大師從無到有,把佛教發揚到全球五大洲,推動人間佛教的具體實踐研究。 人間社記者陳昱臻攝 大師回歸佛陀本懷,而且呼應人心的需要,「提倡對全體佛教文化知識和信仰的整合」,程恭讓提及,表面看似判教,實則八宗兼弘,不排斥漢、巴、梵三大語系與中觀、瑜伽、如來藏三大大乘系統,具備全新判教思想的大師,採取開放方式整合知識、思想和信仰,建立佛教的典範。 程恭讓詮釋「現代化」的意義,指出19至21世紀後的鄉鎮城市化、社會組織化、重視民主自由等價值理念,他相信大師「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找到佛教生存發展之路,運用歌唱、戲劇、影片等現代技術的弘法方式,以及文學藝文化傳播佛教,透過文化教育重新.....
佛說的,人要的,進化的,現實的——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探微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的原因是對治當時佛教各種弊病,契合時代人心,其理論依據是根據經論、修證而得出的判教理論和「真現實論」而「真現實論」尤為需要注意。從歷史和文獻角度看,人生佛教的提出歷程也有萌芽、基本成熟、正式提出三個階段。對於太虛大師的各種提法,如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今菩薩行、菩薩行、菩薩學處等,需要用「不二」的思惟去理解。而太虚大師對僧信的教育的規劃,於理解人佛教也有著補充說明的作用,需重視。在理清以上問題後,對於人生佛教的八種有影響力的質疑做出回應。如果仿照星雲大師界定人間佛教的四句偈,那麼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可以歸納為「佛說的,人要的,現實的,進化的」。要說明的是,並無必要定太虛大師於一尊,因為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發展,並不是那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個集體的、接力的創造過程。太虚大師、星雲大師前後兩位大師交相輝映,亦可謂中國佛教史上難得的盛況。
人間佛教的判教與其發展路徑的關係探析
判教理論與「發展路徑」之間是存在強關聯性的。人間佛教如何判攝傳統佛教,意味著現代佛教如何去繼承傳統佛教、如何發展自身。人間佛教的大德非常注重吸取傳統佛教的積極要素,同時又對傳統佛教的弊端予以激烈批判,這種矛盾性深刻地體現在他們的判教思想上。但是具體到個人,他們的判教思想則又各有不同,這種不同,體現了人間佛教內部的複雜性和理論選擇上的豐富性。要之,太虛大師的判教體現出革舊顯正、攝小歸大、民族本位的特色;印順法師的判教則體現了「正本清源」的理論訴求;星雲大師的判教則突顯了包容性、對話性和現代性,並對前人的觀點有所修正。多元化的判教思路啟發我們,人間佛教的差異化發展適應了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有利於人間佛教的未來。
「好的佛教」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內涵建構的「體系性」
人間佛教既是當代漢語佛教的時代性創造,更是古老佛教思想資源契理革新、契機應化的歷史性選擇,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大貢獻。太虛大師所開創的人間佛教,是一種全新的「佛教觀」,是一種融攝民族國家意識、回應社會時代變遷、展開文化思潮對話、關注傳統反思等諸複雜因素的「綜合判教」,而星雲大師則將踐行人間佛教推向更具建設性的歷史階段,通過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真正本懷,讓大眾更領略到人間佛教的歷史意識、人類視野、社會向度、價值關切和未來願景。通過強調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不僅突出了當代佛教弘法實踐的佛教主體,同時彰顯了佛教的人間性格。其所提供的當代人間佛教的整體思考,並非關乎人間佛教,更關乎當代佛教的未來發展。
作為判教的人間佛教及其實踐途徑—《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讀後
近代佛學革故與體用詮釋的創新
本文以太虛、歐陽漸(歐陽竟無)和印順為重點,來探索體用詮釋創新在近代佛學革新運動中的實際情況和具體影響。三人對於體用邏輯的認識都有相當的深度,他們把體用概念完全作為一個詮釋性的邏輯系統。並將這一邏輯運用到關於佛學總體認識如判教、具體的佛學體系構造,以及佛教與其他思想體系的關係的建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