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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明而道中庸
和會中印，平章華梵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前途充滿洞見的思考，不僅可以說是漢傳佛教智慧法流在現代的體現，更蘊含了一種中華特有的思想傳統，我們不妨從中華思想的主流傳統來精要地解讀大師有關佛教前途的論述。
人海慈航─星雲大師文學創作中的觀音形象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釋《肇論》、《大乘起信論》對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兩種回應及動因—以人間佛教人間概念為中心的研究
「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熱議話題之一，對於其中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肇論》、《大乘起信論》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回應，但是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前者通過強調空性達到消除有無二元對立的矛盾，後者則是以眾生心達到統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的目的。至於回應背後的動因，與佛教傳入中國時面對的直接問題有關，也就是為進入世人日常生活提供理論支持。最後討論問題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對於「人間」概念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於人生層面，還要從神聖性、義理性、生活性等多個層面來把握。
人間佛教在中國大陸的功能轉型
2018年，中國大陸的佛教徒（包含共產黨允許的其他宗教），應可慶祝一場值得緬懷的週年紀念：就在40 年前，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恢復大陸宗教修持活動議案，此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宗教受到全面性壓制之後的一個新開始。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晚清民初巨變——現代中國佛學復興的歷史背景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1900 年前後的歷史巨變與中國佛學復興的背景。1 傳統時代各個文明體曾經相對封閉，可是隨著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與西力東漸，近代世界形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網絡。近代以來各個國家的很多變化，都是因為互相衝擊、影響和交流才出現的，所以，研究近代諸國歷史，一方面要多多考慮外部原因，即這些新變化是否可能與異域有關，一方面也要深入考慮內部背景，即這些外來因素為什麼會促進文化史這樣變而不是那樣變。
成長在中華文化沃土的人間佛教
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是人間佛教發展的動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目前發展的勢頭更為強勁，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也有半個多世紀。在我看來，人間佛教興起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歷史巨變的一百年；是中國人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百年；也是中華民族經歷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資訊社會的一百年。所以，佛教走過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