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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與傳承
通覽中國佛教的歷史和現狀，顯而易見，星雲大師是在世界範圍內實踐並推動人間佛教的工程師。他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基於這樣的理念，他數十年如一日，奔走人海，摩頂放踵，百挫而無反顧。如果說太虛大師在中國近代史上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概念，並嘗試系統化的理論論證，那麼，星雲大師無疑是全面實踐人間佛教的第一人。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理想與實現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其中一項重要的弘法方式即是以教育培養人才。對於佛光山幾十年所創辦的各類教育事業及其與佛教之間的關係還有許多值得去研究的課題。這裡我想從近代人間佛教史的發展，特別是太虛大師所引領的佛教教育理想為例，來觀察佛光山的教育實踐。實際上，如果我們對近代太虛為代表的中國人間佛教運動有一定瞭解的話，不難發現，太虛時代所宣導的許多人間佛教理念在當時還只是一個理想，而到了現代台灣人間佛教事業的蓬勃發展中，大都成為了現實。從當年太虛辛苦創辦各類佛教教育事業，到現在佛光山所完成的教育偉績，可以說，人間佛教的佛教教育從單一的傳統性佛學院，已經發展成為多元的，具有現代大學意義的佛學教育體系。
溯源與流變：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十八羅漢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產物，是中國羅漢信仰的重要形式，自唐代產生後迅速發展，影響遠超過「正統」的十六羅漢。歷史上關於十八羅漢多出來的兩位究竟是誰，一直沒有定論，由此出現不同的系統。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是中國羅漢信仰的最新發展與重大變革，尤其是將具名的女性羅漢吸納進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彰顯了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的弘法宗旨。
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學嬗變、西學東漸的歷史契機中，在思想解放潮流下，佛學的著作和學說引起許多學人的興趣，從而形成佛學復興的思潮。這一時 期，佛學以經世致用，迎合近世思想理論思維和社會革命的需要為主旨，承繼傳統，適應社會，借鑑西方來闡釋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重塑，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國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代佛教的復興，是承續傳統，特別是清學傳統，在社會歷史深刻變化、西學東漸的的情況下發生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學術的內在理路和西學影響的複雜歷程。充分認識 和闡述佛教復興這一現象是全面深入理解近代文化傳統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設民族新文化必須注意的文化遺產。 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是近代佛教復興的中流砥柱之一，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他身上匯聚了近代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 本文試從中西交流和文化變革的歷史背景中，以楊文會為個案，通過對其佛學思想、佛教活動的闡述，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並試圖揭示近代佛學與新文化之間的 關聯。本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簡單概說近代佛教復興的背景、內在性及其時代精神與特色。第二部份具體評述楊文會佛學思想、復興佛教活動及其影響與地位。第三部份結語，總述楊文會復興佛教的時代精神及其在近代佛教復興中的地位與影響，並從中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及其在近代學術變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
《佛光山清規》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
漢傳佛教能夠綿延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傳佛教能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與時俱進，不斷地進行自我革新與發展。佛教作為一個龐大而鬆散的社會文化組織，是由成千上萬座佛教寺院、精舍和居士林等各種組織共同構成，如果沒有一套合理完善的組織管理制度，各種佛教組織能夠持續運行則是無法想像的，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佛教而言，管理制度是佛教組織存續和運行的前提，也是佛教文化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本保障。「清規戒律」就是中國漢傳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套組織管理制度。
涵攝妙理 契合當代眾生根機
收錄在《星雲大師全集‧ 星雲講經3》的〈法華經大意〉，共分五個部分：《法華經》的輪廓、《法華經》的思想內容、《法華經》的方便法門、《法華經》的人間思想以及《附錄》。在不多的篇幅中，賅攝《法華經》二十八品大意，特為暢演「唯一佛乘」究竟諦理。大師所述，可謂古來關於《法華經》講釋篇幅最為短小之著作，而言簡意賅，涵攝妙理，復有時代高度，契合當代眾生根機。若非對佛陀教義體悟甚深，體之於心而見之於行，斷不易為此也。
論宋代文藝思想與佛教
佛教在宋代，對當時各個領域的學術、文化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世界思想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一種宗教、哲學思想影響到其他領域，通常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甚至要經過數百年的時間。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雖然東漢時期即已傳入中國，在隋唐時期，以宗派佛教為代表的中國化佛教理論的建構基本完成，但是，宋代之前，尚沒有哪個朝代的文學理論如此廣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而且實現了融會貫通。
佛教生態文化與唐代文學
唐代是中國園林發展的鼎盛時期，寺觀園林也盛極一時，據《兩京城坊考》載，僅長安城中就有佛寺81所。長安城外，佛寺主要集中在終南山區，終南山在唐代前期就佛寺數量來講，是全國最多的，後期有所減少，「以安史之亂為界，唐代前期名山寺院最多的要數終南山，共有21所，居全國之首，唐代後期則銳減至7 所」。這些佛寺大多數都具有良好的生態狀況，從現存可稽的唐代文學作品中可以窺見當時佛寺園林的基本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