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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未來發展大勢蠡測
佛教是古老的宗教，在當今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物質成果空前豐富，而社會生活的節奏也越來越快的時代，佛教能否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在新的形勢下存在和發展，這是許多人關心而又眾說紛耘的問題。筆者認為，佛教歷史悠久而又常新，它歷來以善於適應環境和時代變遷而著名，在現代新形勢下，也必然能夠相應，調整內容和形式，更積極有力地服務社會，造福人類。俗話說「鑑古知今」，要認識佛教的未來，首先應回顧其歷史。
連雲港佛教文化與藍色海洋文明
一直保存幾千年的文化積存，具有豐富內涵的連雲港歷史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值得我們重視，但對外來的佛教文化與連雲港文化的關係，特別是佛教在東漢傳入這一地區，被視為中國佛教的「海上釋源」，至今還沒有找到具有充分的說服力文字材料。連雲港的行政地域一直都在不斷變化，乃至政府的管控範圍不斷在調整，先後與江蘇、山東、安徽等地涉及，說明這一地區在宗教與文化上始終顯示了不同齊魯文化、吳文化、金陵文化、徽文化等各種地域文化混合的情況，眾多的各種文化內容組成了繁密的平面加立體的大文化現象。連雲港三面環海，一面靠山，是絲綢之路的陸海交匯之地，被看作是從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到現代的新亞歐大陸橋東橋頭堡，最突出、最明顯、最值得重視的是海洋背景的海洋文化，藍色海洋鑄成了當地的底色文化。
青年星雲對日本佛教的反思與借鑑
佛教在西元五世紀傳入日本，迅速為本地文化所接受；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佛教更是吸納歐洲學術方法，大興文教事業。歷史上，日本曾對台灣進行了長達50 年的殖民占領，其弊端深刻地影響著台灣佛教。本文通過對《星雲大師全集》的爬梳，試探初登台灣的青年星雲如何看待日本佛教，其思想對日本佛教進行了怎樣的反思與借鑑之問題。面對殖民占領導致的台灣佛教無戒化局面，青年星雲為恢復中國佛教傳統戒律而奔走鼓呼；另一方面，他對日本佛教的無戒化傾向的歷史淵源，展現出「了解之同情」。青年星雲為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積極吸收日本佛教文教事業的優長，在短時間內撰寫出版《釋迦牟尼佛傳》一書，其寫作動機中不無回應日本佛教衝擊的心態；在大師的不懈努力下，《佛傳》通過更多樣的方式傳播開來，其影響力更是早已超越日本佛教中的同類著作。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 佛光山舉行
歷代編纂者不斷蒐集增補，至明清時代，有《洪武藏》、《永樂藏》、《嘉興藏》的刊行，現代並有CBETA電子大藏經的發行，BDK英譯藏經的出版，歷代藏經的編譯延續不斷，有近20種規模宏大的大藏經版本，形成了中國佛教史及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壯麗景觀。 圖說：契丹藏《華嚴經》卷47。 圖/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提供 佛教藏經學術研討會學者 藏經樓取經 星雲大師感謝學者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 「佛教藏經」對人類而言，是世界重要的文化寶藏；在佛教史上，是自古至今持續典籍編譯的一項佛教文化志業；從學術角度來說，「文以載道」藏經相關議題研究，不僅在東亞各國，乃至歐美漢學領域，皆受到國際學界高度.....
佛教建築的使用與管理
佛教的建築，起源於佛世時，應眾生之需要，而有竹林精舍、祇園精舍、鹿母講堂等寺院之興建。到了中國，伴隨佛教的傳入，因為迦葉摩騰、竺法蘭至中原譯經弘法，啟發東漢明帝的信心，創設洛陽白馬寺，是第一所中國佛教寺院的建築。 佛寺一向是當代文化活動的中心，寺院也是集建築、雕塑、繪畫、書法於一身的綜合美術館。中國現存的早期宮室、住宅極為稀少，宮殿式佛殿卻反映出當時結構、裝修、構造等方面的發展狀況，以唐代五台山佛光寺為例，佛光寺是現今僅存的唐朝木構建築。唐朝是中國藝術的黃金時期，唐朝主要的藝術表現，全集粹於殿內，使該寺成為中國獨特的寶藏。又如建於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的永寧寺也被譽為「此寺精麗，閻浮所無」。
星雲大師白話文譯經精神與實踐的歷史意義與未來展望
作為中國歷朝僧傳的第一科，「譯經」歷來是中國佛教史關鍵奠基性的一環。在漫長的譯經史背後，體現的則是「隨國應作」、「令離諸著」、「生善與實踐」等一貫精神，以及從口傳到書寫等傳播方式變革所帶來的不同經文呈現方式。如今，星雲大師不僅接續了中國譯經的傳統精神，提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佛法就是要講得讓人聽得懂」、「行佛」等理念，還組織編纂了《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叢書，為當代人理解佛教提供了更為方便的舟筏。繼往開來，在繼承從佛陀至星雲大師一貫譯經精神的前提下，開展互聯網和人工智慧時代的世界範圍譯經工作，實乃未來佛教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實相體認與實踐轉向—憨山大師與星雲大師認識內外教關係研究
德清與星雲大師同為臨濟法脈，都有著殊勝的人生經歷，以及各自面對著明代與現當代不同的三教、多教的內外教關係環境。這樣的背景緣起催生了德清與星雲大師認識內外教關係上的邏輯有同有異，這主要體現在五乘教乘觀與心性論基礎上認識內外教的邏輯異同。但二大師均有著對內外教認識轉化為對內外教作為諸法現象之一背後實相的認識，以及在認識內外教關係過程中所強調的對當下現實實踐的關注。這些都是德清與星雲大師面對不同環境，在各自時代契機契理地表達，是傳統中國佛教與現代人間佛教間繼承發展關係的體現。
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及其價值意義
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最有代表性的是慧觀的「二教五時」判教，竺道生的「四法輪」判教，以及劉虬的「五時七階」判教。天台宗智顗後來對南北朝判教進行全面反思和總結概括的「南三北七」十家判教中，南方三家以及北方的一家，都是屬於涅槃師系統的判教。 涅槃師的判教，為中國佛教開創了判教這一極其重要的方法論，它後來成為中國佛教教理思想建構的基本方法論。涅槃師的判教雖然被後人超越了，但是其重大的價值意義，以及重要的歷史功績，不容忽視。
關於江泌女子僧法誦出經
本文依據歷代經錄的記載，對發生在齊末梁初的僧法尼誦出經進行了考證。文章認為，僧祐心目中的「疑經」實際指偽經，與道安並無本質的不同。僧祐開始模糊地意識到存在著真偽難辨、尚需考證的經典，使疑經問題非正式地提上了中國佛教文獻學史的議事日程，這就是僧祐的貢獻。文章指出，時人及後人對僧法誦經事基本持否定態度，這反映了中國佛教可貴的理性精神。也為中國信仰性佛教的健康發展排除了可能出現的干擾與指出了正確的導向。文章對僧法誦出的二十一部經典逐一進行考釋，理清了它們中的一些典籍在當時及後代流傳、乃至入藏的情況。
星雲大師對儒家孝親觀的繼承和超越
孝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儒家和佛教爭論的焦點。星雲大師是20 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的主要人物，他為人間佛教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他的人間佛教孝親觀深具現實關懷，回歸佛陀本懷，對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世俗之孝進行了創新性的吸收與改造，並融入了佛教的思想體系中出世的特點。這一做法既增強了佛教思想的入世性，又提升了儒家思想的深度與廣度，創造了出世和入世相平衡的人間佛教孝親觀，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