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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之間的真相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的破立之道
大師在〈佛法真義．自序〉的結語中，提及本套書創作的背景及目的，他說：「在中國佛教裡，只有歷代的禪師們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不昌，邪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一點另類的思考。或者有些說得不完全，只有慚愧、懺悔，唯願契合佛心，希望大家對佛法真義要重新估定價值，也請有心人與諸方大德諒解我的苦心，給予多多指教。是為序。」此段話道出了本書乃是大師面對當代佛教所遇邪教橫行問題的一種回應，而「邪教」在此應指違反佛法緣起中道者，而邪教之所以橫行乃緣於正道不昌，如果正道得以昌盛，則不只是邪教無容身之所，重要的是十方眾生才有正覺的機會。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二─皇民化與「寺廟整理運動」
日本帝國正式在台灣實施真正民眾組織化、「皇民化」政策，是在1931 年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後，依照時間序，分別是1932 年指導部落（村里），以及臺中州部落振興會的結成；1934 年的「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促進了部落振興運動；11935年以改善「陋習」為名、打破舊慣信仰的運動開始，隨著戰爭氣氛漸高，誕生「皇民奉公會」，在「皇民化運動」的名義下，進行台灣住民諸習慣日本化的運動。
攝論「界頌」之研究
牟宗三先生在其書《佛性與般若》中，批評真諦對界頌所作的「界」五義及其所引經證為自己所增加，非《攝論》正義; 而其以阿賴耶識說界字，阿賴耶是「以解為性」，乃是不知賴耶緣起與如來藏緣起之分別，故對《攝論》之詮釋有許多剌謬處. 作者針對牟先生此批評加以辯駁. 作者認為真諦本已有第八識阿黎耶識具真，妄二義的主張，其以五義解釋「界」乃理所當然，非譯者所增. 至於解性黎耶乃新譯家 (一乘家) 所無之思想，「界」之以解為性乃陳譯釋論所詮之義. 不知為何牟先生把「界」當法相宗之阿賴耶或阿陀那來解釋. 且《攝論》雖以阿黎耶為中心，不談如來藏思想，但在世親之釋論中，不管誰所譯皆有「如來藏」義. 作者比較各經各派的相關理論，肯定真諦對界頌之解釋極為正確合理。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傳譯之研究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的譯者，有二種說法：一者認為是般剌蜜帝等譯出; 另一說法則為懷迪所譯. 此經有二譯人署名的情形，顯示其傳譯極為可疑. 而作者探究此二署名的由來又皆不實，故推斷有關此經為翻譯之作的說法不足採信，可能係一偽作。 此經在中國向來被認為是真典，但在日本最初由普照請來此經時，就已有真偽之論諍. 作者認為著述此經者以首楞嚴經作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抄出之別行經，企圖以此瞞過世人; 其附以首楞嚴之題名，亦是來自《首楞嚴三昧經》. 而其教旨也有不少是根據《大乘起信論》等諸大乘經典而來，甚至和道教思想相混和. 總此原因，作者以為此經絕非梵本之翻譯，而成書年代應在久視元年 (西元700年) 後。
西藏婦女之地位
過去對世界各國婦女地位的研究是，僅能在低抑的現況中作局部的伸展與概觀. 而研究西藏婦女，也僅是將之一併與亞洲及其他地區相較，並未能真正正視西藏這特殊地區的宗教，思想背景并生活實質內容，而有所偏頗。 其後說明西藏的「另一世界」樣貌，並標舉出其特殊，獨立性. 其女兒有王位繼承並統治的權力，且婦女在宗教地位上，亦曾出現以女性為主導的「女性化身系統」事實存在。 西藏婦女多有自主與決定權，婚姻與離婚契約的簽訂，概以婦女需求為導向，家長多為女性; 市場，經濟乃至財產，亦例由女性掌控，男性無權過問. 而佛教在意義層面上，因眾生皆可成佛，故西藏男女皆可出家，男女對轉是輪迴的必然. 就這點上來看，男女或許是較平等的。
佛光山僧伽教育之研究
「佛教」即是佛陀對眾生的教育，其建立僧團、遊化四方，都是為了教導眾 生，令其契入真理而得度。東傳後，僧侶譯經講說、弘揚佛法，寺院叢林隨之而 起，八大宗派亦逐之成形。佛教至此發展蓬勃，建寺安僧、興學辦道、培育僧才， 深深地影響中華文化的內涵與發展。隋唐之後，中國佛教歷經多番波折，逐漸成 為世人眼中消極的、往生的佛教，榮景不再。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 真理的價值》之譬喻運用
佛教未來前途之開展
曾記得，在博士論文答辯時，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個始料未及，自然也未認真考慮過的問題。他說：「你認為佛教將來是否還會繼續存在？」坦白地說，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佛學而非佛教，涉足的是歷史而非未來。這個乍看簡單，細品卻難有圓滿答案的問題，教我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倉促應對，回答是肯定的，並以恩格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為立論之依據，指出宗教對超越的追求，對無限的認識，對道德的重建等始終會伴著人生，伴著社會向前發展。以圓融的真理透視人生，將佛法落實於生活的佛教，尤其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價值。由此一問題為延伸，我開始思考佛教的各項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