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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光明模式——人間佛教在大學教育中的應用
星雲大師所著《釋迦牟尼佛傳》自問世以來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感動了無數讀者。2007 年，一群菲律賓宿霧的青年天主教徒把它改編成音樂劇《悉達多太子》搬上了舞台，華麗精緻的戲服、媲美百老匯音樂劇的優美唱腔、載歌載舞的精采表演，以及以現代人的角度來詮釋佛陀一生故事等元素，讓這齣音樂劇走出國門，十幾年之內遠赴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展開世界巡演，並獲得「佛教界的歌劇魅影」、「菲律賓藝術界的奇蹟」之稱。星雲大師以音樂劇的因緣，深刻感受到菲律賓人在音樂、舞蹈、戲劇等表演藝術方面的天分，於是一所「結合佛教與藝術」的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於2014年誕生了。
論漢譯佛經音樂史料中所體現的人間性
佛教非常重視音樂的作用，佛教「五明」中的「聲明」包括了語言與音律，其中音律就屬於音樂的範疇。佛陀在人間講經說法的49 年中，多次說到了音樂，佛陀所說的音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佛國音樂，另一類為世間音樂，這也是佛教真俗二諦義理在音樂中的體現。
人間佛教的悲智結晶——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回歸佛陀本懷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畢生弘傳人間佛教，如今雖然年逾九旬但仍著述不輟。大師每一部佛學著作所述說的思想內涵，既有其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這一基本思想無疑就是「人間佛教」思想；同時，又各有其獨特的視角和特點。《佛法真義》（3冊）是星雲大師繼《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後，最新出版的一部佛學著作。那麼《佛法真義》一書的獨特性何在呢？
《大般若經》中的菩薩思想
我們談到般若經典時，常常會做深入的鑽研。首先，我一直都對一件事很感興趣。佛陀在成道之前，曾經拜其他人為師，但鮮少有人想過，他的老師們都教了他什麼？例如，阿羅邏迦藍摩教導他一種能體驗和意識到無限空間的禪定。佛陀學會了這種禪定功夫之後，感覺很有趣，但也知道這並不究竟，因為他還是無法脫離輪迴之苦。於是他便向外找尋其他的名師。鬱陀羅伽教導他進入更深層的意識，達到一種非想也非非想的層次，這一種很深的意識層次，但仍然不夠究竟。原因是什麼呢？到底還缺乏什麼？為什麼佛陀轉向另外一種道的追求？這個道又是什麼呢？他所追尋的這種最終極究竟的道，跟這些老師們所教導他的，又有什麼不同？
人間佛教的性別平等思想——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為中心的觀察與解讀
在1954年元月10日出版的《人生雜誌》第六卷第一期上，刊載了署名「摩迦」的長篇連載佛陀傳記《釋迦牟尼佛傳》的第一到第七章，「摩迦」是青年時期星雲大師的一個筆名，此後結集出版的《釋迦牟尼佛傳》，不僅是現代漢傳佛教史上一部重要的佛陀傳記，是星雲大師年輕時期收到廣泛社會關注，並給他帶來終生榮譽的一部原創性作品，也是反映其人間佛教思想「初熟」的一部傑出的現代人間佛教經典著作。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以《釋迦牟尼佛傳》為中心
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既具有豐富的人間性表現，又具有充足的超人間性內涵。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的人間性由 4 種形象給予展現：勇毅的革命者、慈孝的事親者、善巧的教化者、清淨的生活者；佛陀的超人間性則包括超人間的瑞相殊容、超人間的智者聖境、超人間的神通威力。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雖各有不同，但大師通過發掘二性間互攝互融的關係、闡明萬有在「法」上的鏈接、重構與消解傳統佛傳的神話敘事，從而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有機的統合了起來，二者在大師筆下共同形塑了一個「人間佛陀」。在創辦佛光山後，大師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精神注入佛光教團，從而打造了一個既擁有著廣泛繁榮的人間事業，又擁有著諸多神聖追求、神聖實踐的弘法團體。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從二十世紀二○年代起，梁啟超、呂澂、聶耦庚、邱晞明、印順法師等一批中國學者，陸續開始了對漢譯《阿含經》的整理、研究。他們的成果一定程度糾正了傳統上對《阿含經》是小乘經的認識，促進了對《阿含經》的重新重視。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認識儘管相對傳統，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