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三界唯心與星雲大師的經典詮釋
「三界唯心」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教說之一，在現代佛教界舉足輕重的星雲大師，在其詮釋經典的義理或對信徒開示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相當核心的思想。大師對「三界唯心」的解釋，最終還是歸結到三界一切法不離我們的本心、佛性，透顯出其基本立場還是屬於禪宗型態的。他在解說《六祖壇經》時，是從一相三昧、一行三昧的修行來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也就是說當我們不執著於任何的相，或者說我們的心可以直心而行，不再諂曲時，那麼三界、萬法也就會跟著清淨，即所謂的「心淨則國土淨」。由此可見星雲大師對義理的詮釋永遠是與實踐的關懷密切相關，也充分表現出其人間佛教的特色。
管窺初期佛教思想與人間佛教思想的關係——以「戒定慧」三學為中心
本文是「初期佛教的戒定慧思想」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思想」兩相對讀的初步研究。透過解讀阿含經中精簡扼要的文意，並歸納分析經論義理之後，確實可以發現在初期佛教思想中，早已蘊含著類同於人間佛教思想的基本觀念，而這也就顯示了從初期佛教發展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延續性」意義。此外，同樣的，通過「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思想，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發掘初期佛教義理思想與大乘人間性之間的關係性線索。
略析《佛性與般若》在牟宗三哲學思想進展中的位置
名言施設與諸法實相——智顗與三論師假名觀的差異
「假名」是大乘佛學的基本範疇之一，表明了佛教在世界觀問題上的基本看法。南北朝時期，各種佛學思想先後輸入中國。在當時的中國僧人中間，對於「假名」這個概念， 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理解。天台宗創宗大師智顗（五三八－五九八），與僧詮、法朗（五○八－五八一）、吉藏（五四九－六二三）等三論師，在使用「假名」時雖有共通之處，但彼此的分歧相當明顯。 在智顗那裡，假名具有自身獨立的理論意義，被用來表示作為宇宙人生總體的「假法」，從而使中國佛教更加關切現實人生。三論師則過多地強調「名言施設」這種方法，忽略了假名在實際生活裡的意義。為了行文的方便，在具體分析三論師和智顗的假名觀以前，本文首先扼要地梳理假名在印度佛教中的思想發展。
冉雲華教授近作三篇
(一)、諷誦的力量 (The power of Recitation Unstudied Aspect of Chinese Buddhism) (二)、勘會或比較研究-宗密思想的主觀點 (Kan Hui or The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The Key Concept in Tsung-Mis Thought) (三)、評鎌田茂雄「宗密教學知思想研究」
原始佛教的三大核心價值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對佛教社會思想的新貢獻
本文借助巴利原文、漢譯以及新譯之間的對勘，對《阿含經》等原始佛教經典進行深入的義理辯證及現代詮釋，闡明原始佛教佛陀教法的根本宗旨是要合理解決人類福德生活的問題，體現了為人類探求現法樂、後世樂、究竟樂的辯證統一，即佛教在世界觀問題上介於天道、人道之間而以人道作為中心的價值方向，在人生觀問題上介於現實人生、生前死後之間而以現實人生作為本位的價值方向，以及在社會觀問題上介於個人修持、社會參與之間而高度重視社會參與及社會淨化的價值方向，展現了以佛陀教法思想為基礎的佛教思想文化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價值標準。這也正是當代人間佛教應該繼續宣導和努力的建設目標。而星雲大師在推動人間佛教方面可謂不遺餘力，筆者將通過深度解讀星雲大師晚近論定作品《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突顯此書的價值思想與《雜阿含經》及原始佛教相關價值思想的血脈關聯，因此可視為人間佛教思想理念及其三大基本價值方向的現代版。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近幾十年國際學界有關佛教社會史研究現狀，呈現出宗教社會學、社會史、佛教宗派史交叉融合視域下的「佛教整體」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本文強調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重視「生活」、「主體」、「內在」三種轉向，確定以「僧眾」為「關係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以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寺院空間等為主要內容，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長時段」、「結構性」、「整體性」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一幅「具體的」、「鮮活的」、「有血肉的」中國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
「三好」感懷
說到「三好」，一般人們熟悉的是學校教育中提倡的「三好」，就是所謂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也就是在思想品德、知識學習、身體健康三個方面都達到優秀，這樣的學生就叫做「三好生」。不過，我們這裡講的「三好」，並不是學校教育的目標，而是星雲大師對佛教徒和社會各界發出的號召，要求大家都來「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使「三好」成為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從而達到淨化人心、改善社會的效果。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五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三）
結合當時的年代背景，鈴木大拙給《日本的靈性》一書特意冠上「日本的」字樣，與其說是向讀者傳達日本主義的印象，不如說是包含了對過激的「日本精神」之反抗意味。我們可從他戰後所寫的〈新版序文〉中了解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