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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與孝道—從唐代佛教論起
唐代佛教文學與俗曲—以敦煌寫本〈五更轉〉、〈十二時〉為中心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社會性——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中國化之後,吸收了中國文明的「人間性」,以其對無常的觀照,對因緣的諦解,再佐以儒道兩家之所長,遂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唐代以後,「人間佛教」與中國文明毫無間然,於是滲入到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神聖或是世俗、廟堂或是民間、文人或是市井,處處都可看到「人間佛教」無遠弗屆的廣袤影響。
悠遊天外與歌舞人間—從中秋玩月詩看唐代道教信仰
《楞嚴經》與唐宋禪門中的頓與漸
本文就《楞嚴經》對唐宋禪門頓漸思想的影響進行了深入闡析。文章特別對北宗神秀系、南宗荷澤系禪法中的頓漸觀與《楞嚴》的複雜關係,作了詳密的思想史分析,並重新探討了神會頓漸思想與北宗的關聯。文章還對唐末到宋代禪宗思想中的楞嚴學,及其相關頓悟漸修的關係議題進行了全新的闡釋,指出了宋代楞嚴禪在頓漸觀念上與唐代禪的不同取向,並以此去觀察唐宋禪是如何在不同的思想史脈絡下,通過融通《楞嚴》等如來藏思想經典而中國化的。
唐代《道僧格》及其復原之研究
宗密之後的華嚴宗
有關宋代華嚴宗法脈的探討,從三祖法藏、四祖澄觀、五祖宗密等的華嚴宗系統和思想,因為澄觀和宗密留有許多的著作,所以在研究上可順利進行,宗密以後的華宗因資料短缺,幾乎沒被研究。宋代的長水子和晉水淨源(一〇一一〜一〇八八)這兩位還多少有被研究,而真正要探究宋代的華嚴學,本文可作為開端。宋代的華嚴宗研究,作為承繼唐代的華嚴宗研究以及開啟明代以後一直到近代中國華嚴宗史的研究,估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期望今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能漸有進境。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佛光山監獄布教事業研究—兼論大陸佛教監獄布教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從歷史上來看,西方國家自有監禁以來,即熱心於對罪犯進行宗教教誨,中國唐代也有佛教教化囚徒的記載,民國時期,受西方獄制影響,中國監獄裡興起宗教教誨的小高潮,台灣地區繼承並發展這一教誨傳統。以佛光山在監獄的宗教教誨為例,其布教持續時間長、布教範圍廣、布教方式多種多樣,並有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及國際佛光會作為其培訓監獄布教師的後盾,且有星雲大師極力宣揚之人間佛教理念為理論支撐。宗教進入監獄對受刑人實施教誨,政府、獄方、布教師、受刑人四者缺一不可,唯其通力合作,方能實現宗教在受刑人矯治中的作用。結合今日大陸國情與獄制之現狀,佛教進入監獄對受刑人實施教誨,一方面面臨嚴峻的挑戰,這就需要我們借鑑佛光山在監獄布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另一方面也出現諸多機遇,這意味著佛教在大陸社會福利領域,可以開闢出新的發展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