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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一般認為，人間佛教是近代以來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潮，人間佛教的概念最早由太虛大師（1889-1944）正式提出，其弟子印順（1906-2005）進行了系統闡釋，此後，佛教界以人間佛教為旗幟，大力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人間佛教無論是在理論、修行還是戒律僧制方面，都與傳統佛教存在諸多差異。教界與學界對這一問題已經進行了數量眾多、質量精深的研究。有學者總結道：「與傳統佛教相比較，人間佛教由重生死、重出世轉為重現實人生、重入世，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現世淨土。」
《禪苑清規》中禪、淨與律學思想的互動
《禪苑清規》又稱《崇寧清規》，由北宋禪師長蘆宗賾集成，創於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因為今存的《禪門規式》尚不能稱為一部完整的清規，所以《禪苑清規》可說就是最古的清規了。如此，《禪苑清規》的價值也就不言而喻，它是我們研究禪宗清規的一個門徑，後世所造之清規無不與它有莫大關係。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人生的佛教」與「死、鬼的佛教」——以近代江浙地區為中心
如果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經歷了所謂的衰落，那麼僧人從事商業化的經懺佛事，被時人和當代學者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推動近代佛教改革運動的一個起點。本文希望通過利用期刊報紙、公文檔案、回憶自傳等材料對江浙地區應赴僧人的生活和應赴佛事的內容作出的歷史考察，進而分析彼時僧團、民眾和政府各方如何看待佛教的經懺應赴以及其看法是否客觀。通過史料的挖掘我們認為近代經懺佛事除了諸多弊端和反對的聲音，僧團內部還有改革、辯護的呼聲，民間亦有較大的需求，政府的管控出於多方原因態度不明、實施不力，這部份解釋了為何作為衰落標誌和眾矢之的的經懺佛事在近代較長時段都未消除，甚至還頗為流行的原因。同時也啟發我們思考在近代佛教改革的經驗和遺產上，如何正視及如法地處理佛教在喪葬等宗教儀式上的傳統。
佛教對青年弘化的台灣經驗—以佛光山為中心考察中文
台灣佛教在過去的六十年來經過從衰頹走向興盛的歷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台灣佛教界重視培養青年僧才，且依靠青年、面向青年，以佛學講座、禪修體驗與參訪遊學多種適合青年的形式弘傳佛法。其理念、方式與經驗，對當前中國大陸弘揚傳統優秀文化以及佛教，改變佛教老齡化的現狀，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鑑意義。
中國文化與五乘共法
中國自唐宋以降，開始有了「書院」的設置，不僅成為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更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以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為例，早在唐末五代（約九五八年）時，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召集士子讀書求學；之後，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於北宋開寶九年（九七六）承此基礎而創立。後來經過儒家的興革，尤其南宋時，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先生（一一三○～一二○○）曾兩次到這裡來講學，當時學生曾多達千人以上，可以說盛極一時。 書院不但是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也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本文即以「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為題，分別從「中國文化的內涵」、「佛儒之間的交融」、「五乘佛法的思想」、「人間佛教的未來」等四個方向，約略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佛教發源於印度，經過二千五百餘年的流傳，到了現在廿一世紀，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當十三世紀之後，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爭」而同時遭受兩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沒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與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國外傳播佛法（見《善見律毗婆沙》）。其中，南傳佛教一直囿限於南亞諸小國，而北傳佛教自從傳到中國以後，由於漢魏東晉南北朝時代的譯經，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響最為深遠。進而中國佛教傳入日本、韓國、越南，乃至西方國家；漢傳佛教在佛教史上，對全世界一直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歷代僧傳中「示寂夢」的意義與作用
台灣淨土宗思想與實踐之修法—以靈巖山寺、南林僧尼苑與台中蓮社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