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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與不二——儒佛精神哲學的參會
作為東方哲學的兩個重要分支，中國的儒家和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都在精神哲學上提供了對終極性「一」的思考。從「此在」世界的角度看，儒家之「誠」和佛教之「不二」提供了一個充實飽滿的秩序世界，這個秩序的建立整全性地把握了精神本體的絕對性和「此在」的相對性，由此建立「此在」奮進的意義，在有限性中建立了無限的追求的可能。這種追求因為東方內斂的精神走向，極少外顯為對物質的占有和對外在欲望衝突的設定和解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儒、佛傳統文化的資源，可以為重新定義人之所以為人的當代人文價值提供綿綿不絕的滋養。這個特質在外向發展的思辨哲學和分別智慧中，只會得到南轅北轍的結果。
從人間佛教的「生命不死」信念論「安樂死」的迷思與解套之方
「安樂死」一詞其實是個錯誤的翻譯，是由日本人翻譯英文“euthanasia”一字而來，而後為國人所沿用，但是卻嚴重地誤導社會大眾。 就實而論，「安樂死」非但不是理想的死法，而且從想法到做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安樂死」只是局限於思考如何讓絕症末期病患及早結束「生命難忍的痛苦」與「痛苦難忍的生命」，而完全沒有認知及考慮到「如何開展未來續起的生命」。 其實，佛法當中有遠比「安樂死」高明許多的解套法門，透過人間佛教的「生命不死」與「生命永續」信念，以及「往生助念」法門，一者，可以旁助末期病患克服身心上的痛苦；二者，可以引導末期病患發願往生佛國淨土、上生天界或乘願再來；三者，可以協助末期病患（甚至於植物人）安詳地捨報，以圓滿其死亡的尊嚴與品質。
從《維摩經》不二思想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弘化
《維摩經》雖然在第九品才直名「入不二法門品」，其實全經串穿了「不二」思想，各品的差異只是體用、權理之別。此經先言權事，到第九品再以理體總歸，而後再以事用說明不二。楊曾文教授曾說：「推進佛教適應時代和社會而發展進步。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對『不二』作出有前提條件的解釋。」「二」是對立，若在弘法上面對「不二」首要解決的就是世間、出世間如何行道的問題。而當代推動人間佛教者星雲大師（以下簡稱大師），不但提出了「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空為樂，以眾為我」的不二思想，他更說「我們為什麼要追求不可知的未來，而不去落實現實國土的身心淨化呢？」這是站在淨穢不二，此方即為淨土的立場，正與《維摩經》淨穢二土「不二」的思想相契。 因此當我們在分別高低，分別究竟不究竟的爭議時，大師因圓融無相，無分別執取，所以去除了外在的對立分別，以性空不二思想開擴了八宗兼弘的道場，以及各派相互融和的人間淨土。佛光山從來沒有八敬法的問題與爭議，這是大師以其不二思想於此世間以其「心淨」而讓「國土淨」；也因其成就眾生讓「國土淨」的同時，此方國土人民而得「心淨」的實例。
化世俗為神聖—星雲大師人間淨土思想探微
「人間淨土」是非常有創造性的宗教理論。星雲大師對於「人間淨土」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較大的貢献。星雲大師在修行實踐上主張「禪淨共修」，認為人間佛教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間淨土，他的「人間淨土」論強調淨土的心靈化、人間化、社會化和生活化。除了理論上的貢獻外，星雲大師亦推動「人間淨土」的實現，其一生弘法事結晶—「佛光淨土」為建立現代人間淨土提供了一個範本。站在佛教的現代轉型的角度來看，「人間淨土」對於整個中國佛教思想和實踐的現代化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從淨土思想發展史來看，「人間淨土」提供了有別於傳統他方淨土和唯心淨土之外的第三大範式，其殊勝之處在於針對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以「化世俗為神聖」的智慧巧妙處理了神聖性與世俗化之間的張力，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從《覺世旬刊》看星雲大師的宗教革新理念
《覺世旬刊》是星雲大師早年發表社論最集中的刊物之一，頗能代表大師早期的宗教革新理念。在《覺世論叢》中，星雲大師對台灣佛教界的現狀提出了種種批評，也對佛教界未來的發展設計出藍圖。在廢老尚青思想的引導下，大師對佛教界的教理、教產、教制及僧伽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改革方案，這些理念與設想奠定了如今佛光山的發展模式。
從世俗到淨土——星雲大師《維摩經》詮釋理路探究
星雲大師對《維摩經》的詮釋，是在「人生」、「群我」、「世界」等三個不同視角下依次展開。在「人生」視角下，大師的詮釋理路是：立足於世俗生活，提升世俗生活，最終將世俗淨化成為人間淨土。在「群我」視角下，大師的詮釋理路是：首先是從個體生命正確認識世俗世界的本質入手，進而指出通過前者對後者的供養結緣，最終在當下世俗世界中實現人間淨土，如此方能實現二者關係的和諧相處。在「世界」視角下，大師的詮釋理路是：把世俗生活視為人間淨土的前提，主張立足世俗生活，用佛法指導實踐，用實踐淨化世俗生活，最終實現人間淨土的目標。由此可見，在這三大視角下，大師對《維摩經》的詮釋均是遵循「從世俗到淨土」的理路。
人間佛教的入世參與
近代西方基督新教與市民階級發展的特殊歷史經驗，開展出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理論，成為當代主流價值。韋伯宗教社會中關於基督新教與佛教的比較，長期以來影響學界對佛教與俗世政治關係的看法，佛教被認為是消極、遁世的宗教，無法正面面對當代政治發展。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主張「問政不干治」，此一態度開展出積極面對俗世眾人事務的態度。星雲大師從佛陀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和主張，檢視人間佛教面對公民社會應有的政治態度，建立出入世參與的人間佛教價值立場。
智圓的「秩序之學」與近世佛教的職能定位
伴隨著唐宋變革而來的近世化，宋代佛教處於一「制度社會」中。為應對由此產生的合法性之危機，宋初天台佛教通過「山家山外」之爭而更早開展了一「自覺」的反思，藉此定位佛教身分職能，從而參與對制度社會的建設。相對山家知禮的「行懺」路徑，智圓乃是要以「治心」之學定位佛教職能，以此最徹底地實現佛教的「祛魅」。智圓的「秩序之學」雖是應對「近世化」的工作，然不只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對於回應「現代性」議題的當代人間佛教也有一啟示意義。
呂澂與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向度
呂澂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佛學家之一。二十世紀五○年代以後，呂澂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向度上持續前行，既未走向自我否定，也未發生思想轉向，為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史基礎。
人間佛教與宗教觀光的再定義――佛陀紀念館神聖與世俗的融合
佛陀紀念館自2011年開幕以來，已將「宗教場所」的定義現代化，「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為基本理念之一。佛陀紀念館儘管被譽為台灣數一數二的觀光景點，依然不乏批評之聲，認為其看起來像商業化旅遊勝地。本文則藉由研究星雲大師所提倡的「宗教觀光」之定義，與其他現存的定義進行對比，探索佛陀紀念館如何體現人間佛教的宗教哲學、挑戰一般人對世俗與宗教場所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及其對重新定義現代朝聖之旅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