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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拭目以待的挑戰與機遇：人間佛教如何面對AI時代的降臨」
維活動時，佛教如何在技術浪潮中保持自身的核心價值，這將必然成為值得深思的問題。 而後，王雪梅教授圍繞“人何以存在”“人如何存在”等哲學命題展開深度探討，剖析人工智慧技術對人類生存方式及宗教信仰的衝擊與重構。王教授指出，AI技術雖為生活帶來便利，卻未消解現代人的存在焦慮。她以“AI男友復活”等社會現象為例，認為技術對社交與認知模式的重塑正加劇“人群中的孤獨感”。她強調，技術的加速度發展反而催生了“身心混沌”的現象，人類在演算法主導下逐漸喪失對生命意義的掌控感，即我們並未因技術的發達而變得更幸福。 面對AI對宗教實踐的衝擊，王教授提出反思：當虛擬寺廟、AI禪師、電子木魚逐漸普及，信仰是否面臨“去肉.....
從《星雲禪話》的書寫看禪觀下的兩種真實
禪家公案在逐漸獨立的過程中，脫離了歷史背景，成為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敲門瓦子」。而《星雲禪話》在繼承了古代公案簡單化、程式化書寫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對公案「具體情境」的描述，再次將公案置於歷史性敘述中。同時，對公案進行了重新組合，並增飾以文，使得書寫「文質彬彬」。《星雲禪話》對公案的重構主要是在構建禪史以及塑造禪者上，並用現代白話翻新了公案語言。禪門燈史、傳記公案歷來受到「偽史」的批判，在歷史與時間的思維習慣下，虛構法系、杜撰史書等問題輒需撥亂反正。然而作為追求終極意義的宗教，「吾道一以貫之」，其超越性未曾變易。禪宗的「真」不在耳聽目見，不在外境事相，亦不在知識學識，而在真如本性。一旦觸及真心，詩文也好，佛禪也罷，隨緣歡喜，妙趣橫生。
回到「生活世界」的人間佛教——以星雲大師「行佛」思想為中心
如何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建設「人間淨土」，重構人間佛教的「生活世界」，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星雲大師提出「行佛」的思想，旨在提升佛教徒的信仰層次，實現「信仰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行佛的目標是成佛，所謂佛即覺者，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層義蘊。星雲大師「行佛」思想強調主體心性的高度自覺，行佛就是「心行」；認為行佛就是悲智雙運的菩薩道，宣導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三好」、「四給」、「五和」。行佛所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佛法的中道生活，回歸人間佛陀的生活世界。作為人間佛教思想實踐論的核心內容，「行佛」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佛法，體現了「佛教信仰的真義」，是「人間佛教的神聖真理」。
從「善巧」到「靈巧」——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靈巧人」形象
為徹底落實人間佛教即世而修之理念，在大乘佛教菩薩行「善巧方便」法門的基礎上，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日常語義世界中的「靈巧」一詞與「靈活」語合重構，賦予「靈巧」以新義，以此給出作為菩薩行者的「靈巧人」形象。「靈巧人」以「善於讚美」、「藉助藝文」以及「巧用時間」等「靈巧」之法，最大程度地協調了人際關係，接引了信眾，開發了生命潛能，從而將人間佛教菩薩行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以《釋迦牟尼佛傳》為中心
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既具有豐富的人間性表現，又具有充足的超人間性內涵。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的人間性由 4 種形象給予展現：勇毅的革命者、慈孝的事親者、善巧的教化者、清淨的生活者；佛陀的超人間性則包括超人間的瑞相殊容、超人間的智者聖境、超人間的神通威力。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雖各有不同，但大師通過發掘二性間互攝互融的關係、闡明萬有在「法」上的鏈接、重構與消解傳統佛傳的神話敘事，從而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有機的統合了起來，二者在大師筆下共同形塑了一個「人間佛陀」。在創辦佛光山後，大師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精神注入佛光教團，從而打造了一個既擁有著廣泛繁榮的人間事業，又擁有著諸多神聖追求、神聖實踐的弘法團體。
本懷同感與人間神顯—現象學視域中的「星雲戒學」研究
自由化、制度化、人間化的「星雲戒學」超越了形上化、禁欲化的傳統戒學，成為化解傳統戒學所遭遇之時代危機的戒學新形態。就內在維度而言，強調將佛陀本懷內化於自身，並在當下生活情境中重構自身，達到佛陀本懷的切身化狀態的「本懷同感」，是「星雲戒學」的根本視域，「因時制宜，時開時遮」與「止惡行善，饒益有情」，是這一視域在制戒原則與戒學精神方面的具體呈現。就外在呈現而言，人在日常持戒活動中，可以達到自利利他的「人間神顯」狀態，即持戒所達到的上手狀態，而犯戒與懺悔，則構成陷入非本真狀態的持戒人自我救贖的內在機制。就終極境界而言，「人格完成，菩提圓滿」是「星雲戒學」的「理想型」。另外，本文還探討星雲戒學與定、慧學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的關係。
佛教的制度化重構—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為例
現代性的佛教制度建構，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佛光山的制度建設注意到融合傳統與現代，並由此形成了適應於現代社會的新型佛教制度。星雲大師提倡並踐行的現代佛教制度不僅促進了佛教自身的發展，也成為中國佛教走向國際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以佛光山為代表的諸多舉措，如對融合佛教戒律的制度建設、制度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以及制度所包含的民主原則等，都是值得關注的佛教制度要點。
觀音與海洋——明代東南沿海的觀音信仰
觀音信仰傳入中土之後，歷經本土化及於各朝新舊文化元素重新建構中所形塑的觀音信仰內涵與形象變遷，至今已有不少研究涉及，詳細可參考拙著《觀音與海：明代東南沿海的觀音信仰》，茲不贅述。由於個人長時間關注明代佛教與社會文化交涉的世俗化議題，故對於觀音信仰如何與明代各時期的社會文化新舊元素之解構、重構等進行有機的文化融和，深感興趣。但本書並不著意對明代觀音信仰從事全面性探討，亦非個人能力所及。而是希望立足於東南沿海地區，較具體而翔實的觀察在長達兩三百年的明代歲月中，觀音信仰如何與東南沿海的文化，亦即如何藉助沿海的人事物與之互動交融而產生內涵與形象上的轉變，依此詮釋觀音與海洋的某種關係。箇中非常複雜而多元的演變過程之究明雖屬不易，但或許是理解觀音信仰在地化與信俗化的切入點之一。
釋迦牟尼佛的植入及其對《壇經》的系統重構—星雲大師《六祖壇經講話》研究
釋迦佛與心性佛— 星雲大師重構《金剛經》的內在理據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對《金剛經》進行了系統重構，其內在的理據是釋迦佛和心性佛兩種佛性論的植入：釋迦佛使「空」理的佛教變成「生活的佛教」，心性佛使「緣起」的佛教成為「心生的佛教」。同時，釋迦佛與心性佛兩種佛性論體系也存在互相交融：由於對釋迦佛的崇信，心生的佛教淡化了訶佛罵祖、輕視經典的傾向；由於對心性佛的推崇，生活的佛教獲得了神聖世俗的內在根據。兩者協調統一，使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呈現出中道圓融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