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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佛法 ―《法華經》父子三喻英、法譯經
傳統觀點認為，由於典籍的神聖性，宗教經典在翻譯過程中難免會產生某些扭曲。這種被稱為「語言正統派」的立場導致了經典的固化，如《古蘭經》就是一個例子，並使得一個全球性的宗教社群儘管內部存在異質性，卻因共同語言而得以團結。教會普遍接受的一種相對務實的語言立場是，為了傳教的使命，翻譯是必要的而 非邪惡的，因為那些翻譯上帝之言的人是受到祝福的，《聖經》亦然。《聖經》被翻譯成多種俗語版本，證明了它們不僅具有宗教價值，還有永恆的文學價值，如尼科洛．馬勒米（Niccolò Malermi）的義大利文《聖經》（1490）、英文的詹姆斯王（King James）欽定本（1611）和法文的路易．賽恭（Louis Segond）版本（1880）。雖然文言文版的《法華經》是從一種印歐語言翻譯而來，而非直接來自梵文，但它因其流暢的散文、優雅的韻文，尤其是胡適於《白話文學史》稱讚為「世界文學裏最美的寓言」，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近現代白話文運動背景下的胡適與星雲大師—以佛教語言現代化為焦點
中國禪學之發展
《中國禪學之發展》這個題目，中國從來沒有人很清楚地研究過。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穀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為最完備、最詳細。 凡是在中國或日本研究禪學，無論是信仰禪宗，或是信仰整個佛教，對於禪學，大都用一種新的宗教態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懷疑，這是第一個缺點。其次則缺乏歷史的眼光，以為研究禪學，不要注意它的歷史，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就是材料問題。禪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後來附庸蔚為大國，替代了中國整個佛教。中國現在所有關於禪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後的；其實禪宗最發達的時代，是西元七世紀末到十一世紀―約從唐武則天到北宋將亡的時候，這四百年中間，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難找；正統派的人，往往拿他們的眼光來擅改禪學的歷史。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
九山禪門實義——稟答胡適先生遺囑
近代禪學建構與現代化敘述：關於人間佛教研究未來發展的思考
本文擬對近代以來，關於臨濟及其《臨濟錄》的研究作為例子，對近代禪學建構中， 表現在方法論上的「現代化敘事」傾向進行反省性檢討。其中，具體擬以胡適和柳田聖山 的研究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同時期望通過本文的探討，能夠對人間佛教研究的未來發展提 供一些思考。
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
關於 <永嘉證道歌> 的年代與其作者的問題，一直受人懷疑. 近代的胡適先生，曾於法國巴黎發現與證道歌相同之《禪門秘要決(訣)》，而其上所題之作者為「招覺大師一宿覺」. 故胡適判斷此招覺大師年代應在晚唐 (836 ~ 906年) 或五代 (907 ~ 959年) 之時，至於一般傳說與慧能同時之所謂永嘉玄覺禪師，則屬烏有之人. 而日本宇井伯壽則亦考察《祖堂集》等資料，將證道歌定為西紀750 ~ 800間的產物，並仍認其為玄覺所作. 關於證道歌的究為何人作品，作者以為「招覺大師」之「覺」字恐是「賢」字之誤. 若真如此，則招賢大師即景岑和尚. 作者於文中，就景岑和尚的作品及其語錄做比較，舉出十二點來說明其與證道歌間的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