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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人間—佛教詩學的審美意義
雖然大家都認為儒道釋三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但若我們回憶一下小學、初中、高中以至大學的受教育經歷，可以明顯感覺到佛教文化教育的被忽略。多年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偏頗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一方面我們都知道歷史上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今天我們又習慣避開佛教文化去回望文學的歷史，這不是一個明顯的矛盾嗎？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但多年來卻鮮有人去深刻反思。本文提出「佛教詩學」這一概念進行討論，就是想從一個具體的點，對上述問題進行一點反思。
「人間佛教」在當代社會發展的兩個向度
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淵源於佛陀創教的根本情懷，形成於唐宋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人生化、人間化過程之中，是大乘佛教精神在中華大地上生根、開花而結出的豐碩成果。產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土後，經過長期演化，同中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發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佛教理論，「人間佛教」就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的佛教理論」之一。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是中國佛教對世界佛教的重要貢獻。
唯識的宗師、教育的人師──歐陽竟無大師的學養與教育
本文分六部分敘述歐陽竟無的學養與教育. 一. 作者略述讀歐陽大師有關著述的因緣. 二. 歐陽大師困苦的身世，及其一生悲憤勤學苦學記實. 三. 敘述歐陽大師實際辦學及講學的經過，並指出其籌辦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之理想，在光大戒賢大師主持之那爛陀寺的興盛學風，引導學者. 四. 引述歐陽大師「修學切要法」，學以崇實真實為主，而修則重定心，並主張將人生日用與佛法做到渾融一片，方能真正受用. 五. 依五論六義說明其對唯識學的特殊成就：大師述唯識學先以五論為主，即楞伽疏決，瑜伽師地論序，龍樹法相學，攝論大意，唯識抉擇談，以此五論以見唯識學之獨造精深. 又述六義，以師，悲，教，戒，定，學六義，以見唯識法相學之全體大用. 六. 對中國文化及哲人之深契：敘述大師論孔孟儒家易經之特勝，及對哲人之明辨深契。作者認為，大師之學，體用不離，修學互資，博約互運，其發明唯識之精深，其悲願，實學與教育精神，堪稱唯識的宗師，教育的人師。
佛教學人動態與出版消息
「人間佛教」的語言學向度
都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語言乃文化之結晶」，這個一點都不假。就「語言乃文化之結晶」而言，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文化對中國語言—也就是漢語—的深刻影響，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證。中國佛教協會已故會長趙樸初先生（一九○七—二○○○）曾說：「現在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一種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吧！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彙。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於當代領導學應用的探索研究
任何團體的成功運作，創造超凡的績效，有賴優越的領導。卓越領導者不只行使專業領導職能，更具備良好的品德修養。興起於西方社會的「僕人式領導」或「修道院領導」對這種意義給出具體詮釋與實用經驗。華人社會深受佛教文化影響，佛教教義可作為養成優良品格的觀念系統。漢傳佛教傳統曾經衍變為過度消極避世的傾向，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革除傳統佛教的流弊，提議要在入世參與當中涵養大乘佛教的菩薩人格，使佛陀教說能與社會人群的各個面向密切接合。人間佛教的入世轉向，使佛法得以成為培養卓越領導特質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架構。星雲大師教導管理者須先治理自己內心，克服驕傲、嫉妒、貪念，抱持謙卑、隨喜、無私的態度，使他人心悅誠服。此外，還應涵養樂在服務、尊重他人、見和同解、尊重法治、付出慈愛、諮詢智者、勇於負責、信任屬下，及其他優良品德。人間佛教的德性修學不屬於佛教的專利，適用於全體人類，可幫助社會各階層管理者在專業領導職能之上發揮「完整」的領導力，帶動團隊順利完成共同使命。
佛教新書評介
(一) 道安法師七十歲紀念論文集、(二) 禪學與唐宋詩學 (杜松柏)、(三) 佛教與基督教完全觀之比較 (沈介山譯)、(四) 佛性與般若 (牟宗三)
《佛光山清規》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
漢傳佛教能夠綿延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傳佛教能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與時俱進，不斷地進行自我革新與發展。佛教作為一個龐大而鬆散的社會文化組織，是由成千上萬座佛教寺院、精舍和居士林等各種組織共同構成，如果沒有一套合理完善的組織管理制度，各種佛教組織能夠持續運行則是無法想像的，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佛教而言，管理制度是佛教組織存續和運行的前提，也是佛教文化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本保障。「清規戒律」就是中國漢傳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套組織管理制度。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十三世紀末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召集下，曾有漢地禪僧與帝師八思巴就禪宗教義，歷史，言詮，公案等問題作出討論，作者指出，這場漢，藏佛教高僧的對話是自八世紀拉薩的吐蕃僧諍以來一場重要的辯論，但當今學者卻甚少對之有所著墨，實則這場辯論對八世紀的僧諍適可作一輔助性的理解。 第一部分，作者自時人鄧文原，賈汝舟，和《元史》的記載中，嘗試勾勒出當時辯論的經過和主題，證明對話的內容為禪僧引用宗密的著作說明禪的定義，修證和層次，最後並獲得八思巴給以「甚深般若」的讚賞，顯現十三世紀禪宗的頓漸理論已漸得成熟的發展，而其理論中的「自心」，「真性」與薩迦派的「唯識」理論相當接近。 第二部分，作者上溯八世紀的吐蕃僧諍，回應某些美日學者自敦煌史料對此場僧諍是否存在的質疑，認為以八思巴對西藏古代史事的熟稔，為何在與漢僧的對話中絲毫未提及八世紀禪宗僧侶摩訶衍在西藏挫敗的往事，反而對禪宗表現極大的讚賞? 作者故推論，八世紀在西藏的僧諍，當是在八思巴後，西藏的史家所杜撰出來的，杜撰的因素，也與八思巴在元廷的成就帶給藏人的自信有關。
陽明學與明代佛教
本文之目的在探討陽明學與明代佛學的交涉，並論及了理學與佛學的異同. 其全文在架構上則分八段來敘述：一，禪與朱子學之對立：主在討論禪之言「心」與朱子之言「理」的觀點差異. 二. 王陽明之良知說：闡釋以「無是無非」為體質的良知說，乃是通於禪之「無善無惡說」的契機. 三. 禪與王陽明學：言王學所帶動的風潮，促成了明末的佛學復興運動. 四. 凋落的明初佛教界：說明明初的佛教因政治的介入，遂陷入了衰退的局面. 五. 萬歷年間之佛教界與陽明學：論述此時期的佛教復興運動與儒學的合流. 六. 儒佛之爭：探討良知說與佛教心性的論戰. 七. 八. 良知與佛教之結合：由良知對「心」之向內發展與對外的「機能」活潑化，來論述兩者的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