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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與宋代詩歌創作論
北宋中期由於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與成功，詩文理論的重點，「也從著重對文學創作外部規律的探討而轉向著重對其內部規律的研究。」 宋代詩歌創作論側重於主觀的構思，而非詩歌客觀的規律（如中唐之前有關詩格、詩式之作），這一方面呈現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追求「意新」的傾向，另一方面又符合禪宗在心性論上的關注。在美感體驗和自性體驗相近的認知架構下，詩論也染上了是頓非漸的解脫精神，在創作論中經常論及這種具有「當下」精神的構思原則。無論在一些用語或實際涵義上，對創作的態度都有這種自度自悟、「本來無一物」、「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色彩，而主要表現在與「悟入」有關的一些概念上。 「悟入」（或「妙悟」）可說是宋代詩論中最常使用的一個術語，同時它也是禪學理念下，詩歌創作最典型的概念。事實上，宋代詩家在使用「悟入」（或「妙悟」）時，由於各自的理論淵源和理論脈絡的不同，也造成對其內涵的理解和運用個個不同，因此，整個「悟入」的意涵和其他的文學概念和術語（如「活法」、「飽參」等）相互不可分割；即使是同一個「悟入」（或「妙悟」）的術語，但各個詩家所使用的涵義也未必屬於同一層次。本文即從創作論中這些概念的分析著手，歸納宋代詩歌創作論中經常涉及的禪學思想，由詩論脈絡中，析出六項基本的觀念，據以探討詩歌創作論對禪學的接受。
唐代佛教寺院土地買賣的法律文書初探
寺院土地是唐代土地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唐代寺院經濟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土地買賣的文書，這些珍貴的材料不但有助於我們 瞭解唐代土地買賣的真實情況，也有助於我們對唐代寺院內部的經濟運作提供第一手資料。
六朝佛教史研究的現代途徑初探——以後秦姚興的政治與佛教為例
佛法不離世間，隨著時代環境的轉變，而有相應的契理契機之展現。佛教現代化學術研究，理應隨著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之發展，而有進一步的探討架構、論究方式。因此，一千五百年前的六朝佛教史研究，以現代學術研究途徑去探討，也許更能呈現當代面貌，並賦以精確的意義。本文試圖以後秦姚興（三六六-四一六）的政治與佛教為例，結合佛學與現代社會科學的觀點，嚐試做初步的探討。
唯識法門與心理健康─唯識派心理學的時代意義
唯識學可說是一門佛教心理學，多年來我參研佛法，在實際修持和觀察研究中，發現唯識學不但是學佛的重要法門，同時也是現代人提升生活適應能力，維護心理健康，培養良好 精神生活的有效指引，所以我把唯識法門稱為唯識派心理學。把它的涵義解釋出來，與現代心理學銜接，讓更多人能使用它，以增進生活的幸福，並對生命的意義有所了解。
佛陀本懷與現代文明精神——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2018年12月到佛光山參加會議，得到星雲大師的新著《佛法真義》三大冊，而且有幸見到大師本人，真是喜出望外，令人興奮！ 星雲大師是當代人間佛教的旗手，為弘法利生和佛教改革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大師以九二高齡撰寫此書，講述自己的修行經驗，以及對佛法、對人生的看法，字字句句發自肺腑，字裡行間表現的都是他對佛陀本懷的追求，對佛教命運的關切，對眾生的愛護和期望，真是慈悲心深，老婆心切。
《佛法真義》的現代意義
《佛法真義》三冊是星雲大師於2018 年最新力作，第1 冊「佛法義理」，第二冊「佛學思想」，第三冊「佛教常識與佛門行事」，全書共300個主題，幾乎涵蓋了佛教一切法。本書出版的目的，與星雲大師長久以來推動正確理解「人間佛教」的目標與方向一脈相承。
涵攝妙理 契合當代眾生根機
收錄在《星雲大師全集‧ 星雲講經3》的〈法華經大意〉，共分五個部分：《法華經》的輪廓、《法華經》的思想內容、《法華經》的方便法門、《法華經》的人間思想以及《附錄》。在不多的篇幅中，賅攝《法華經》二十八品大意，特為暢演「唯一佛乘」究竟諦理。大師所述，可謂古來關於《法華經》講釋篇幅最為短小之著作，而言簡意賅，涵攝妙理，復有時代高度，契合當代眾生根機。若非對佛陀教義體悟甚深，體之於心而見之於行，斷不易為此也。
為當代佛教的佛理詮釋困境探尋出路
從二○○○年《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二○一一年《合掌人生》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二○一三年《百年佛緣》行佛篇中的〈佛法新解—讓真理還原〉，二○一五年《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到二○一七年的《佛法真義》，均可視為大師晚年階段系列發表佛法「新解」之成熟作品的共同風格。
星雲大師文藝思想的現代內涵
星雲大師的文藝思想具有現代內涵，主要體現於提倡積極創作通俗易懂、易於被現代人接受、在現代社會傳播的文藝作品，以電影、電視劇等現代文藝形式為媒介弘揚佛法等方面，對此進行探究，有益於對大師的文藝思想產生根本性認同，為今後文藝發展提供借鑑。
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
關於 <永嘉證道歌> 的年代與其作者的問題，一直受人懷疑. 近代的胡適先生，曾於法國巴黎發現與證道歌相同之《禪門秘要決(訣)》，而其上所題之作者為「招覺大師一宿覺」. 故胡適判斷此招覺大師年代應在晚唐 (836 ~ 906年) 或五代 (907 ~ 959年) 之時，至於一般傳說與慧能同時之所謂永嘉玄覺禪師，則屬烏有之人. 而日本宇井伯壽則亦考察《祖堂集》等資料，將證道歌定為西紀750 ~ 800間的產物，並仍認其為玄覺所作. 關於證道歌的究為何人作品，作者以為「招覺大師」之「覺」字恐是「賢」字之誤. 若真如此，則招賢大師即景岑和尚. 作者於文中，就景岑和尚的作品及其語錄做比較，舉出十二點來說明其與證道歌間的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