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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問題，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討論的「熱門」論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是這「熱門」之中的興奮點。對於這次討論，我了解不夠，考慮也不太成熟。但我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成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人間佛教與儒家思想——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人間佛教是當今中國佛教發展中最為顯著的潮流。而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形成、能夠有大發展，固然是由於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發掘和彰顯了佛教經典中過去往往被忽視的人間性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是佛教的精髓，是應當奉行的，即所謂的「契理」；但更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必須對傳統佛教思想進行創新轉化，並努力付諸實踐，即所謂「契機」。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廣泛吸收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或哲學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採取會通佛儒的方法，吸收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色和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本文的重心即在於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主，闡述人間佛教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的關聯。
多元現代性視域中的佛教與傳統
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當然內含著對不同的文明傳統都須同等尊重。所以，就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而言，其實該否定的不是儒家傳統本身，而是用來維護統治者既得利益的唯儒學為尊（或儒表法裡）的不變地位。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佛教現代化的工程——人間歷史興衰二千年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餘年，兩漢之間神仙方術盛行，民國學者湯用彤指出：「漢代天地山川諸大祀外，尚有多種之祭祀。而自先秦以來，感召鬼神，須遵一定方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國講求天人感應，儒家逐漸抬頭。佛教傳入中國之際，正是儒家與神仙方術的流行方興未艾。
佛教對人生的看法
「佛家」二字本是中國學者舉來與儒家、道家相對的稱呼。尤其宋明的理學者，往往稱佛教為佛家或佛氏、釋氏，而他們所指的又是以禪宗為代表。其實，所謂「佛家」就是佛家的學說，是總稱不是別稱，換句話說：也就是佛教或佛學。稱佛家者又往往是一般儒學者，是含有一種門戶之見的。其次是別義，佛教的「家」就是「學派」的意思，佛陀的學派名為「佛家」。佛家的學派很多，大略說來，有小乘派與大乘派。小乘在印度相傳有二十派；大乘在中國傳有八大宗派。這些學派在中國都有傳承，至今都有研究發揚，而且它有了近二千年的歷史了。
人間佛教從「正信」到「融和」——星雲大師的信仰判攝與宗教包容
星雲大師多年弘法利生，重視佛教與各宗教信仰互動之議題，他認為「信仰」從高至低有正信、迷信、不信、邪信之層次，欲消除佛教中參雜「鬼神化」、「巫風」的成分而回歸「正信」的佛陀本懷，基本上仍尊重「迷信」，但不與「邪信」交流。星雲大師往往以同理、包容、尊重的態度應對各種宗教信仰，更透過「佛光淨土」之「五乘融和」思想，將儒家、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比配於五乘而予其相應的定位。足見，人間佛教在堅守「正信」的本位上展現「融和」的氣度，在對各宗教信仰的審視上，跳脫了「非正信即邪教」、「非內學即外道」的二元對立之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