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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論敦煌文獻對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拓展與面向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為數約六萬卷的唐、五代寫本文獻震鑠中外學界，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受矚目的大事。緊接著，以敦煌文獻為核心的研究便快速發展，「敦煌學」這一門新興的國際顯學因而產生。百年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也從初期的文獻整理，不斷的擴展到石窟藝術、地理歷史、考古遺跡等等。
中國佛教文學史論壇探究佛教寺碑與戲曲
人間佛教在中國大陸的功能轉型
2018年，中國大陸的佛教徒（包含共產黨允許的其他宗教），應可慶祝一場值得緬懷的週年紀念：就在40 年前，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恢復大陸宗教修持活動議案，此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宗教受到全面性壓制之後的一個新開始。
佛教文獻對中國佛教文學的影響
佛教傳播深遠廣大，佛書卷帙浩繁，單是漢文大藏經就有數十種之多；加上藏文、日文及南傳巴利文語系的各種三藏十二部，已足可構成一個佛教圖書館的基本規模。這些佛教典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獻群，成為人類歷史的珍貴遺產。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人間佛教與儒家思想——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人間佛教是當今中國佛教發展中最為顯著的潮流。而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形成、能夠有大發展，固然是由於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發掘和彰顯了佛教經典中過去往往被忽視的人間性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是佛教的精髓，是應當奉行的，即所謂的「契理」；但更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必須對傳統佛教思想進行創新轉化，並努力付諸實踐，即所謂「契機」。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廣泛吸收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或哲學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採取會通佛儒的方法，吸收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色和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本文的重心即在於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主，闡述人間佛教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的關聯。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中國佛教文化的獨特性——兼論中國佛教的契理與契機
習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曾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5 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幟，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
我眼中的星雲長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