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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華嚴經》入門── 第三講《華嚴經》學習的傳統
如同上一講提到的，《華嚴經》大約是在四世紀後期或者西元400 年間，於西域于闐地區已流通的數部經典中挑選、排列，再加寫幾章後所完成的經典。所用的文字，據推測應該和其他大部分的大乘經典一樣，是古代印度的雅語（婆羅門、貴族所使用的語言）──梵文。然而這部梵文原典並未留存下來，也沒有原典流傳於印度的跡象。但原典中的《十地經》，以及相當於〈入法界品〉，被稱之為Gaṇḍa-vyūha 的梵文本，則各別以獨立經典的型態流傳至今。
人間佛教的佛陀觀 ──以《阿含經》為主分析佛陀的人格(上)
本文以《阿含經》為主，來討論釋迦牟尼佛的人格。一般來說，印度是一個神祕的國度，印度人也崇尚神祕。他們以修行各種不同的禪定與苦行，來追求與神祕的大梵結合，或者與人們難以理解的、絕對的、最高的真實結合。所以印度人的思想發達，這就是為什麼印度產生這樣多宗教的原因。
從《佛說吉祥經》再論人間佛教的學理 依據―兼涵《吉祥經》語文學分析及 《吉祥經．義注》漢譯（上）
本文的核心旨趣是思考《吉祥經》與現代人間佛教理論關聯性的問題。文章提出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考量這種關聯性：（一）南北傳佛教都有《吉祥經》古老的經典傳承，（二）《吉祥經》義理建構視角及問題意識的特殊性，（三）《吉祥經》三十七種「吉祥法」的義理體系及價值旨趣，（四）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共用深厚的吉祥意識與吉祥智慧，（五）近現代中國佛教重新引入與修學《吉祥經》的努力。本文基於以上理由，系統而深度地探索了《吉祥經》的佛法價值及其對現代人間佛教的學理意義。為了討論的嚴謹性，本文也提供了基於巴利文《吉祥經》頌文的語文學分析，並把傳為覺音尊者所寫《小誦‧ 吉祥經‧ 義注》頌文部分首次予以全文漢譯。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觀察思考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3 年至2008 年，星雲大師八次印度朝聖之旅，逐漸堅定了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決心，而大師及其徒眾對回傳途徑和方式的探索亦初見成效，由此形成初步的回傳方案。第二個階段以2008 年德里文教中心的成立為標誌，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進入建寺辦學、慈善義診、文化交流，以及協調在全印度的弘法之深耕階段，人間佛教的本土化於此展開。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從六朝佛典的翻譯和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對六朝時代、特別是五至六世紀的漢譯經典中的翻譯和編輯問題進行綜合調查。這一課題，與印度語原典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的問題密切相關。本文擬從這一視點出發，就經典的中國化問題做若干考察。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