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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七——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五）
這次要談的是大崗山超峰寺派。高雄大崗山超峰寺的開山者為義敏（1875-1947）、永定（1877-1939）師徒，他們早年卓錫於台南開元寺，1903年師徒二人移錫超峰寺，於殖民時期開創出具全台影響力之法派，派下分別院主要集中在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一帶。
〈台灣佛教新史〉之七——清代改明鄭園邸為官寺及其倡建人物
清代寺廟分官寺、民廟與會館三類，官方審定通過後准予建設，清代治台初期最有名的三座官建寺院皆與鄭氏三代政權有關，依創建時間序分別為法華寺（原明末遺臣李茂春宅）、大天后宮（原寧靖王朱術桂宅邸）、海會寺（原鄭經北園別館）。 這三座原為官宦宅邸而被改為寺院，自然與鄭氏政權息息相關，清廷為消彌臺民懷思前朝之治理，特於治台初期將這三座宅邸改為道場。有清一代由官方主導建寺者多不勝數。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三）
本節來談談台南開元寺派崛起的經過。台南海會寺（即今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在北園別館基礎上修建的「官寺」之一。 從最初延聘泉州僧志中禪師及其弟子起，開元寺傳承迄今不輟。但是，約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時，其法派卻從最初的曹洞宗轉為臨濟宗，可見其法派並沒有一貫。日本殖民統治之初，其門下僧侶到鼓山湧泉寺受戒，雖也受法臨濟，但與清代之臨濟宗派屬不同支系。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日本殖民時期佛教教育： 臨濟宗妙心寺派（上）
日本佛教各宗在台灣殖民初期（1896-1915）所興辦的教育事業，並非針對台籍僧侶、齋友，很大一部分是對殖民「國（日）語」政策的助成，直到1915 年「西來庵事件」之後，總督府啟動全台宗教調查，與本島佛教具有歷史淵源的禪宗系統臨濟宗與曹洞宗，幾乎在同時投入興辦教導台籍僧侶、齋友的正式機構，其中的緣由，乃1916 年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布教總監長谷慈圓（1880-1918）向日本本山提出〈鎮南學寮設立申請書〉所具陳的六條理由之一。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九——殖民時期佛教文教事業之二：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所辦期刊（下）
1915 年爆發了與民間宗教有關的「西來庵事件」，日本統治者驚覺此一事件與宗教信仰不可分，謂曰：「對於本島人之本島固有之宗教，在宗教信念的深厚，實出意料之外，不僅關乎社會福利公安甚大，往往奸黠之徒乘之利用其迷信，是否是統治上不能忽視的呢？故體認此調查時勢，說明適當的措施是必要的。」1 這是台灣宗教調查政策的緣起，其中，總督府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3 月完成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最為人所熟悉。
長鏡頭下的師父
不離人間心皈處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是極為重要的，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